“画卷已经展开，只等我辈描画”

    “甲骨文研究的春天来了。”日前，在教育部举行的学习纪念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座谈会上，这句话成了学界专家的开头语。

    喜悦、兴奋、心潮澎湃。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教授王子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内容转发到了朋友圈，内心满是“庆幸”。这无疑是一个“冷门学科”的高光时刻。

    兴奋之余，座谈会上，专家们还是谈到了一些希望、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以期望这个学科走过春天、夏天，走入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

希望一：试点在本科生阶段招收有志于古文字学研究的人才

    曾经，全国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学者只有50人。吉林大学教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吴振武说：“这还要加上一些不完全研究甲骨文的学者。”

    对此，王子杨深以为然，即使到他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家人朋友抛出的第一句话还是“研究甲骨文有啥用？”他也听到过一个老师对另一个老师说：“这就是那个研究乌龟壳的。”王子杨说，这种看法肤浅且刺痛人心。

    此外，还有大量的寂寞时刻，别的专业同学写论文，短时间可能就有所成，但是对于甲骨文研究来说，几年磨一剑的时候太多了。

    2016年10月，《光明日报》曾发出公告，奖励甲骨文释读优秀成果，复旦大学研究员蒋玉斌以释读“蠢”字的成果拿到了一等奖。这个成果也被认为是业内十几年来最成功的范例。他先把甲骨文中一种形体释为“屯”，讨论了“屯”字的构形本意，并把“屯”读为“蠢”，也就是蠢蠢欲动的“蠢”。当时有一些不安分的方国，被称为“蠢夷方”等。这类说法后世少见，但联系《尚书》中的“蠢殷”、清华简中的“蠢邦”、《墨子》中的“蠢兹有苗”等，瞬间就读通了。

    蒋玉斌用了几个月时间来做出这项研究。“在纷繁的线索中找到关键证据只有几分钟，但前面的量变过程很长。我们对甲骨文和商代社会历史文化了解太少，如果说甲骨文反映的社会文化面貌是一张拼图，我们了解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最关键的是全图的样子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一部分拼图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了。因此，有些甲骨文字我们琢磨了很多年，仍百思不得其解。”

    成果相对少，就必然寂寞，但是，吴振武表示，这个行业成材率很高，社科类所有的奖项从没有缺席过。“我们想要努力多招生、多培养，如果10个学生里有1个人终身从事这个行业，我们就赢了”。

    目前，甲骨文研究的专业人才都是从硕士生开始培养的，座谈会上，不少专家建议，能不能试点从本科生阶段招收人才。“这个行业前期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和积累，有的同学从本科阶段就跟我学古文字，等上了研究生，就能明显感觉到比同级同学上手快。我想，能不能采取特别培养的方式，在本科阶段选拔那些对古文字真正感兴趣的优秀学生。”蒋玉斌说。

希望二：尽快建立统一的出土文献数据库

    为什么甲骨文专业难出成果？复旦大学教授刘钊一语道破玄机，“有时研究者不得不做一些重复的低质量的工作”。

    所谓的低质量、重复性工作，指的是数据库方面。专家表示，甲骨文的文献研究尽管有一些云平台、数据库可供学者检索，但都是各个单位或研究会所的内部资料，彼此之间没有完全开放，存在一些壁垒，因此有的学者工作了半天，发现是前人已经做过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贵元告诉记者：“文献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两类。目前，传世文献数据库和典藏做得比较好，检索方便规范。出土文献做不到这一点，出土文献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简牍、石刻、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等。出土文献要做数据库很难，不是说把某个字拍照上传就行了，一个字的意思，不同专家可能有不同解释，需要汇总编辑整理。目前，这一块是亟待解决的。”

    建立数据库一方面可以保存资料，一方面可以供专家学者检索使用。“这方面课题研究虽然不少，但是可公开的很少，基本是内部资料，国家层面的权威数据库还是空白。如果出土文献数据库能够建成，我想能极大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王贵元说。

    刘钊进一步表示，全国专业进行甲骨文研究的11家单位，包括九校一院一所。如果能从国家层面把力量整合起来，势必焕发新的生机。“我们现在要搞大数据、云计算，但是很多甲骨只有拓片，没有照片，大家把各自的力量都贡献出来，推动学科发展”。

希望三：甲骨发掘整理保护研究应尽快建立国家标准

    出土文献数据库为何不好建？一个重要原因是，甲骨发掘整理方面没有形成严格的工作规范。不少专家指出，在不同单位，甲骨释文的例写原则、符号使用、术语界定各不相同。有的研究者在自己学校的工作界面能打开报告，一出学校报告就打不开，规范不统一。

    “应该从国家层面尽快研究出台甲骨发掘整理保护研究的国家标准，也就是国标。”刘钊告诉记者，“甲骨发掘有专业程序，但是应该先拍照再做拓本，还是先做拓本再拍照？这些具体的事例都应有规范。”

    当前，甲骨拍照已经成为一种专门技术，因此，大量的甲骨文都需要应用最新的技术重新整理，“只有基础数据全了之后，才能谈及未来的大数据和云计算。”刘钊说。

    王贵元也对此进行了佐证，他表示，很多甲骨文字，现在的电脑字库中是没有的，需要拍照并编号造新字，这个编号各家单位都不统一。“我想，数据库的建设和国家标准的建设应该同时进行，因为到底有多少字，目前掌握了哪些字，必须要调查清楚。各单位手中都有一些这样的文献，如果比对一下就会发现，大部分重要文献都是重复的。由于存在一些壁垒，多出了很多重复性工作。”

    这些希望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协同创新，“甲骨文研究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大量的甲骨疑难卜辞没有揭示出来，近三分之二的甲骨文字没有被正确释读，画卷已经展开，只等我辈描画。”王子杨说。

    （本报北京11月8日电 本报记者 姚晓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