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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说】
在近代中西医论争史中，细菌学是一个关键性议题。20世纪初，来势汹汹的细菌学一度使传统中医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在学理层面，“一病有一病之病原菌”原则直接威胁到中医病因学的基础，不能知菌、杀菌成为中医“落后”“不科学”的象征；在政策层面，中医在以细菌学为基础的国家防疫体系中无所贡献，为甚嚣尘上的“废止中医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面对细菌学挑战，中医如何应对？在此过程中，中医有怎样的改变，又有哪些坚守，以至形成今日我们所熟悉的面貌？中西医的混杂又如何影响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皮国立的新著《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以中西医围绕外感热病的争议为例，对这些问题作了详尽解答。
中医没有忽视细菌学
中医所谓的外感热病，是指由外感六淫（风、湿、寒、暑、燥、火）造成的病邪传变及脏腑血气受损的疾病，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相当于西医传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19世纪中叶，西医传入中国。虽然在热病的命名和分类上，中西医有所不同，但涉及成因及症状描述时却有诸多相似之处，清末西医热病学说并未给中医带来威胁，甚至因彼此的“似曾相识”而有了更多汇通的可能。
不过，20世纪初，以细菌学为基础的传染病论述及其附带的疾病定义、防病观念进入中国，现代国家卫生行政体制逐步确立，中西医的汇通便步履维艰。中医无法忽视细菌学，因为这是无法回避的学术更新，但如果放弃旧有的疾病解释权，全然采用细菌学定义，中医又何以自立？
面对这一困境，中医提出了“菌在气中”的主张，将细菌纳入传统知识体系“气论”中加以解释。与一般人想象的中西医势不两立的情形不同，那时，中医其实并不排斥细菌学。许多中医学校开设了细菌学课程，在古典理论中吸收部分西医学说新定义。而深谙旧学的章太炎还据古释菌，考证出古籍中厉风、贼风、瘴气与微菌的关系。这种“西学源出中国说”虽然不无比附之嫌，但强调细菌古已有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医接受细菌学的难度。
在疾病成因的解释上，中医立足经典，认为细菌并非主因，它的滋生不仅与空气、湿度、温度、季节变化等外在因素相关，还跟个人身体状况，如气血、经脉密不可分。人体是一整套玄妙的系统，健康与否，视各种气的消长与症状关系而定，如果仅凭实验室观察到的病菌来确定疾病，无异于将“试验管视同人体，以动物试验为金科玉律”。何况细菌种类繁多，变化多端，远非当时诊断技术所能完全确定。西医忽略人体内外环境单讲细菌，是舍本逐末的做法。
基于这样的认知，中医自信其所坚持的气论和辨证施治，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上更可靠。名医恽铁樵就认为西医重细菌是着眼于外因，但感染病菌与罹患疾病并不能完全画等号，生病与否关键在于个人精气是否充足，亦即西医所说的“抵抗力”和“免疫”，而精气又跟五志、饮食、男女性事相关。因此，验菌只能验证或补充中医理论，并不能撼动其根本。有些急性病发展迅速，病症变动不居，杀一菌又变一病，如果拘泥于病菌本身而忽视病症变化，不仅对诊断毫无帮助，甚至可能错失治疗先机。更重要的是，西医虽能验菌，但无有效杀菌药物，只能倡导隔离、消毒等消极预防法，在中医看来，这远不如以调摄之法增强病人气血或抵抗力来的高明。
有鉴于此，中医发展出了许多对付细菌的观念和药方。有中医认为，细菌并非热病主因，因此药物使用应当着眼于驱逐导致菌毒的“外气”，即寒和热，菌毒既除，菌也就不足为惧。也有人认为，中医传统的解热拔毒或杀虫方剂事实上也有除菌功效，用汗、吐、下等法将体内之毒排出，病人自然能够痊愈。还有医者相信“微生菌既由气候而来，参气候之变”，气才是根本。因此，不用汲汲于微菌和杀菌本身，立足传统，调整外在之气与人体关系才是治本之要。
细菌学影响下的大众观念
20世纪初，细菌学的传入为中国带来了一套新的卫生学的标准化操作，但事实上，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去思考细菌、实验或科学用药，仍然沿用传统应对方式和养生之道。在面对西医冲击时，中医虽有所汇通，但根基仍是传统经典。这种中西交织、混杂的局面，塑造出中医新的防疫技术和抗菌思想，还由知识层面下渗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丰富的社会和文化图景。
在中医抗菌思想中，气论始终处于核心位置。中医认为，食物与气相关，有寒、热之分，饮食不当会导致“食伤”。因此，传统中医在热病患者的饮食上有诸多禁忌。例如不能吃肉食，因为会使体内产生过多热气；不能过食，因为胃气还未完全恢复，不利病后调理。此时，虽然食禁原则有所松动，但多数中医依然强调病人病后不能妄进食物，饮食以清淡、素食为主，也不能吃得过饱。同样，中医传统的“虚”“补”观念，依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中医强调病人在调养期应保持静养，不可劳动、多语，饮食起居慎之又慎，同时注意身体与外气的调和，唯此才能够匡扶正气，恢复健康。这与西医从细菌学入手，阻止菌毒生长和传播的做法很不一样。
不过，西医知识的传入，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身体观和健康观念。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对风的认识。传统中医认为风是危险的，生病后病人应当闭门不出，以免再度感染风寒。但接受了细菌学的中医主张病室空气流通，倡导住所中多焚降香、大黄、苍术等物。这样的做法虽古已有之，但此时中医的解释是“细菌学式”的，出于破坏细菌滋生的潮湿空气杀菌的目的，关注的是人与物质、环境共生的议题。许多传统中药，如雄黄、藿香、蒜、朱砂等也在此背景下被再次“发现”，其功能是防疫。
在饮食上，当时的中医吸收了大量西医营养学和抵抗力知识，转化为解释传统“食疗”或“食禁”的依据。传统的气、血、精等观念，也在此时被新的科学概念包装起来，成了一种既现代又有延续性的论述。而近代商业发达，也为社会提供了众多似新实旧的滋补品。这种中西新旧观念的混杂、互动，最终都成为新中医的组成部分，而我们今日所认识的中医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中演进而来。
余论：中医史研究的意义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虽然是一本医疗史著作，但该书描述的近代中医的困境和努力，事实上是此时中国传统学术共同面临的问题。20世纪上半叶，每种传统学术都在坚守经典与回应西学挑战中寻求平衡，在民族危机、救亡图存中证明自己的价值。
传统中医得以在细菌学的冲击下自存，一方面在于它在坚守传统理论的同时，吸收西医知识来排除旧有理论中的某些部分，并在其中融入新的解释，成功走上“再正典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于它能为民众日常的防疫、治疗和调养提供指导，弥补西医重“公共”轻“个人”的空缺。这两方面的努力最终为中医构建起了一套新的知识体系，使其顺利进入国家医疗体制，并在与西医的相互借鉴中不断更新发展，存续至今。这与近代世界许多地区的民俗疗法在西医冲击下被边缘化，甚或被废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又不是单纯的医疗史著作，它折射的是近代中国传统知识的转型与再造，适合所有关心人类文明冲突下传统文化命运的读者。
（作者：李恒俊，系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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