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与日本江户诗经学

    编者按

    《诗经》是中国文化元典之一，同时也是自汉以来形成的汉文化圈内东亚诸国的文化经典。日本自古以来，慕华成风，以通汉文为尚，故其著作多用汉文书写。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6世纪以来，日本现存汉文书籍总量超过一万种，仅江户时代《诗经》著述就达500种。近年来，日本诗经学研究方兴未艾。作为观照中国诗经学的异域之眼，日本诗经学的价值何在，本期推送的三篇文章对我们多有启发。其研究重点大致有三个层次：一是日本保存的《诗经》珍本，二是《诗经》在日本的传播，三是《诗经》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它既反映了《诗经》融入日本主流文化的历史脉络，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探究日本诗经学核心价值的研究路径。相信站在区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宏大视域下，对《诗经》的地位及价值会有更为清晰、准确的认知。（刘毓庆）

    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纵跨中国历史上“康乾盛世”时期，出现了继奈良、平安时代之后第二次儒学繁盛的黄金时代，其研究成果之丰硕尤其引人注目。如果将日本江户时代诗经学置于明清诗经学的视域下进行观照，会发现明清两代《诗》学的每一次大的转向，都会在稍晚的江户日本出现类似的情景。它们之间自然形成一种此消彼长式的连锁反应模式。从江户时代二百六十余年诗经学与明清诗经学绝非偶然的暗合来看，明清诗经学的影响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外部因素，看似外部成因的明清诗经学事实上就是主导江户诗经学演变最本源的动力。而这恰恰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接受中国文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一

    程朱理学在元代被奉为官学，延祐复科，又将朱子《诗集传》等注本法定为教本，遂使“朱传”走上了独尊的地位。明承元制，对程朱理学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严重束缚了学人的思想，形成一种保守而又拘谨的学风。这一点在明前期表现尤为明显。黄宗羲描述王守仁之前的明代学术说：“有明学术……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影响至诗经学领域，则是学人只知有《朱传》，不知有汉唐注疏，除了重复宋儒之说外，鲜有思考。此时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要数胡广奉敕编纂的《诗传大全》，而《诗传大全》完全就是一部抄袭元代刘瑾《诗传通释》的改头换面之作。

    日本江户时代，《诗经》已传入日本一千多年。像《毛传》《郑笺》《孔疏》，在日本皆有传本。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决心借鉴中国经验，采取文教政治。朱子学说凭借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承担起构建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使命。作为朱子学思想体系重要载体之一的《诗集传》，以绝对优势压倒了《毛传》《郑笺》，成为日本学人重点研讨的对象。仁井田好古提及江户前期的《诗》风时说：“明氏科举之制，于《诗》独取朱一家，著为功令，于是天下无复他学。此风延及皇国，毛郑虽存，皆绌而不讲，古义湮晦莫甚于此。”明代独尊朱子“诗学”的风气传至江户，使流行日本近千年的毛郑之学很快弃而不用。江户前期最高的学政官林罗山格外尊崇《朱传》，说：“逮朱子《集传》出，而后群言废矣，可谓得比兴之本旨，合诗人之原志。”他在江户前期特殊的政治身份和学术影响力，都足以引领当时的《诗》学风尚。江户日本没有科举，但同样推崇《诗传大全》，林恕赞曰“是天下之公论”，且仿之撰《诗经私考》。中村之钦的《笔记诗集传》也受到《诗传大全》的诸多启示。松永昌易“采摭元明诸儒之说”注疏《朱传》，名曰《头注诗经集注》。他们视《朱传》如经文，一字一句详加注解。大量征引明代诗著代己立说，几无己见。这些特点与明代前期的《诗》学极其相似。

 二

    明中期自正德年间始，整个社会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宋儒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极致发展，必然带来思想的沉闷和人性的窒息，于是出现了对朱子学的种种反思和叛逆，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阳明心学的兴起。与这种社会思潮相适应，在学术研究领域集中表现为尊重人情的师心自用和主观臆断。朱子“诗学”中关乎心性修养、人伦道德教化的经学阐释日渐淡化，而就诗论《诗》的文学启蒙思想在此时却大放异彩。缺乏历史羁绊的任情解《诗》，没有所谓的权威和标准，每个人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意识，各种新观点、新流派不断涌现，开辟出一个崭新的《诗》学时代。

    江户中期自元禄年间始，正值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在其强大的影响力下，江户学者慕华成风，一切向中国看齐。明朝中晚期学风姗姗来迟，入主江户中期。伊藤仁斋首发其难，质疑朱子“诗学”，高倡“《诗》道性情”和“《诗》无定义”。中井积德的《古诗逢源》抛弃成说，对诗旨作出全新的阐释。撰《古诗得所编》，将三百篇全部按其认定的时代先后重新编排。皆川淇园的《诗经绎解》则将三百篇一变为君子修身养性的道德说教之书。另外如赤松弘《诗经述》、斋藤高寿《复古毛诗序录》等都完全摆脱了前人说《诗》的樊篱，在不背离人情的轨道上而任意驱驰。江户中期《诗》学主要延续的是明朝中晚期的《诗》风，虽然提出的具体观点不尽一致，但从蔑弃传统、解构经典、尊重人情、新见迭出的表现来看，与明中晚期诗经学并无二致。

三

    清代诗经学格局是在反思晚明空疏学风的过程中逐渐定型的。明清鼎革，巨大的社会变革促使各阶层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寻找新的学术出路，或以理学矫王学之弊，或以汉学正理学之穷，由此形成清初或汉或宋，无所独尊的多元《诗》学体系。在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复古、征实的倡导下，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横空出世，显现出《诗经》汉学复兴的趋势。迨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等著作标志着考据学的成熟，奠定了清代经学与汉学、宋学相提并论的学理基础。汉学复兴大势下清代诗经学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经义说解尊崇汉学传统，诠释路径注重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综合实证考察。

    江户宽政年间以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冲击依旧保持强劲的势头。在清前中期《诗经》汉学强势回归的大势下，江户末期《诗》学也发生相应的转向。此时的学者不再醉心于元享以来标新立异的学术风气，而是从清代考据学中充分汲取其理性精神，秉持一种科学的态度专事学术研究。清代前中期的《诗经》著述逐渐成为日本治《诗》者关注的焦点，如陈启源、毛奇龄等人的著作都曾引起轰动效应。八田繇《诗经古义解》把《诗序》比作君，自己比作臣，挑战《诗序》犹如无礼于君，自己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龟井昱撰《古序翼》，力驳朱熹《诗序辨说》对《诗序》的否定。又撰《毛诗考》，为重建《诗序》的价值体系作努力。诸葛晃《诗序集说》汇辑各家学说，力求全面发挥《诗序》的意义。冢田虎《冢注毛诗》带有鲜明的史家观照的特征，对《诗序》历史的考察不遗余力。仁井田好古著《毛诗补传》，谈及成书的缘由说：“盖圣门传诗，莫古于毛，又莫善于毛。唯其说简深古奥，后儒推衍虽勤也，义归或乖，异论逢起，无复全学。仆为此发愤，皋牢诸家而折其衷，缀修补合以成其义，名曰《毛诗补传》。”集大成之作安井息轩的《毛诗辑疏》，以考据见长，丝毫不怀疑《毛传》的训诂，而是在尊毛的前提下多有所发挥。就连由朱子学统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也将目光投向汉学，形成兼采汉宋的特色。如猪饲彦博《诗经集说标记》、东条弘《诗经标识》、古贺煜《朱子诗传思问续编》、日尾瑜《毛诗诸说》等，无不将汉学作为其学术的有力支撑。

    关于江户学风的流变随中国文化思潮的起伏而跌宕，江户汉儒已有察觉。古贺侗庵说：“西土学术文风百年内外必覃被于我。”江村北海说：“我邦与汉土，相距万里，划以大海，是以气运每衰于彼而盛于此者，亦势所不免。”广濑旭庄说：“西人之知，深于创韧；邦人之才，巧于模仿。凡百器物方技术数之类，无不悉然，至文章经义尤甚。”无不在佐证着中国在日本学术文化演变中所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因为空间的阻隔，此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时间差的长短取决于两国的外交政策和交通运输的水平。当然，模仿不等于简单重复。明清时期新的《诗》风传入日本之后，这种风气会根据日本民族的特点，作出适时的调整，使一部来自于西土的经典在本国环境下焕发出璀璨别致的民族之光。

    （作者：张小敏，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