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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03日 星期日

    吮毫描来影欲飞

    ——明清写意人物画的象与神

    作者:本报记者 田呢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03日 09版)

    驴背吟诗图(中国画)徐渭

    仕女图(中国画)费丹旭

    老子像(中国画)文徵明

        【艺海撷英】

        中国书画,贵在“尚意”。故写意之风,绵延千载丹青,在似与不似之间生满纸气韵。

        北宋韩拙在其著作《山水纯全集》中曾写道:“夫画者,笔也,而所运在心。”可见,写意不仅仅是以书入画的潇洒,是墨色淋漓的浩荡,也是绘者主观精神的写照,胸中逸气的抒发。

        北京画院近日携手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联合推出“吮毫描来影欲飞:明清写意人物画的象与神”展览,带我们从写意的角度,寻找中国绘画绵延千载的内在精神,并以此为当前的人物画创作提供借鉴与思考。

        清代画家罗聘所绘的《丁敬像》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古极龙泓像,描来影欲飞”是这幅作品中的一首题诗,寥寥几字便将写意人物的气质与神姿描述得入木三分。

        写意人物画,发端于魏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绘洛水之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顾盼生姿,人人羡之。唐宋之际,文人倡以书入画,不求形似,平淡而天真。南宋梁楷,洗练放逸,寥寥数笔已然神完气足。直至蒙元士人寄情笔墨达到高峰,延续至明清,落墨皆在意趣。

        明清时期,商业贸易繁荣,文人画观念复兴,画派丛起,画法革新,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或以书风入画,或以变形入画;或以禅味入画;或以世俗入画……笔情墨趣,“意”态万千。

        三层展厅内,精心布置的芭蕉树的高大宽阔枝叶与玲珑剔透的太湖石相间,正是陈洪绶在人物画作品中常常展现的文人雅士的高情逸致。陈洪绶,号老莲,其所创高古奇骇画风,造型怪诞,意境却超逸深邃。此次参展的《右军笼鹅图》用色古淡,将晋代书圣王羲之爱鹅之情展现在怪诞与迂拙的笔墨中。“吴门画派”大家文徵明的经典之作《老子像》以浅淡的墨线勾描,人物呈侧面站立,身着道服,衣带飘逸,双手掬于胸前,神情温润恬静,俨然是一副超然的智者面容。浅浅几笔便将平淡的美学趣味与蓬勃的生命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宋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曾记载,有人询问诗人郑棨近来是否写了新诗,郑棨回答:“诗思在灞桥风雪中的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此后,表现诗人骑驴游山涉水、寻诗觅句的题材逐渐为画家们所青睐。徐渭的《驴背吟诗图》当属此类题材中以笔墨意趣取胜的佳作。

        作为明代花鸟画坛独领风骚、以大写意画法见长的徐渭,留下的人物画迹并不多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这幅《驴背吟诗图》中,树枝间所盘青藤纷披垂落,树下一老翁骑驴缓缓而过,仿佛正在吟哦诗句,悠然雅适。徐渭画人物多用减笔法描绘,且构图简略,往往只画前景,远景常几笔带过,为画面营造出一种清旷的意境。以书法笔意入画是其又一特色。图中人、驴、树、藤的画法隐约可见真、行、草、隶之笔意,正是徐渭之画能脱尘免俗、卓尔不群的原因所在。

        费丹旭笔下的仕女在清代享誉画坛,与改琦并称“改费”。这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仕女图》,作者以细笔勾勒人物形貌,着墨柔淡清雅。画中女子手执纨扇,背影婀娜,将古代深闺女子的秀润素淡展现得活脱而自然,对现代人物画与民间年画影响深远。

        中国的人物画创作,几经变革,引发了画家从“以形写神,意存笔先”到“意笔草草,神完气足”的转变。浙派画家,远承南宋院体马远、夏圭的劲健画风,同时汲取元代文人画率性的写意技法,画面潇洒而富有逸趣。戴进的《二仙图》中,人物衣纹线条为铁线兼兰叶描,衬景中的山水反映出明代早期人物画的特色。

        四层展厅,重点呈现了扬州画派和海上画派的面貌。现场依据《达摩图》复原了情境,矮几上的佛像、香炉和经卷颇为考究,铺满地面的松树皮象征着达摩在松柏间的苦行。

        扬州画派打破了传统文人画的含蓄蕴藉和孤芳自赏,变得清新活泼而贴近生活。既能贴近市民文化而不失高雅,又可自抒胸臆而雅俗共赏,大大拓展了写意人物的绘画题材与表现语言。金农写胸中逍遥高岸之气,罗聘画鬼趣百态,扬州八怪更是用狂、怪、奇、乱之笔写百态人生。

        海上画派则继承了扬州画派抒发个性,取材生活的绘画传统,更上溯至石涛、徐渭、八大山人直至两宋的写意精神,融古意、西风、金石气于一炉。钱慧安于文人画、院体画风格中融入杨柳青年画元素,令人耳目一新;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克承传统又融以西画,在传统与现代、雅与俗、中与西的多元维度交织中,成为现代中国人物画不同派别的源头与先声。

        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吴洪亮说,此次展览以风格流派概念切入对明清人物画的研究,重在讨论风格的异同以及风格变迁所呈现出的社会结构变化与审美趣味变化的内在逻辑。无论是写意抑或工笔,豪放的笔墨抑或内敛的渲染,人物画相较于山水画和花鸟画,夹缠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研究的过程也是“打捞”的过程,搜寻这些依旧闪光的宝藏,溯古为今,重拾自信,这正是历史研究对当下和未来的价值。

        (本报记者 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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