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继“故宫三部曲”之后,章剑华先生又完成了“大桥三部曲”的创作。这部名为《大江之上》的三部曲,以饱满的激情,叙写了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江阴长江大桥以及润扬长江大桥、苏通长江大桥等大桥的历史过程,读来让人心潮难平。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推出这样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正其时也。这是向共和国华诞最好的献礼。
当然,这样说,绝不是意味着这部报告文学是一部应时之作,相反,它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放之久远,将弥足珍贵。
报告文学,既是报告,更是文学。它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繁荣与中国文史同源的传统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史公的《史记》就是最初的报告文学。《大江之上》接续了这一传统。作者是以文学的方式为共和国修史,为当代中国人立传。只不过他是从长江大桥的角度切入,别开生面。
这部三部曲共计66章,每一部22章,显然是作者精心结构的结果。第一部主要写了武汉长江大桥,第二部写了南京长江大桥,第三部写了江阴长江大桥以及其他江苏境内的长江大桥。这种结构是有节奏的,由缓到急,逐步加快,醒脑提神。总体上看,三部曲,三座桥,三个时代,将共和国70年的发展长卷展现在读者面前。长江上的大桥从无到有,一座一座又一座;共和国的历史,从弱到强,一步一步又一步。这是一种印证,一种呼应。每一位读者都会兴味盎然,感慨万端,激情难抑。中国的发展是中国人呕心沥血奋斗出来的,不是靠什么救世主恩赐出来的。
报告写史,文学写人。对历史的尊重是《大江之上》的成功之基。无论是对武汉大桥建设中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文革”中南京大桥工地上的派系斗争,作者都能够以历史眼光进行客观公正的描写记录。这种史笔,支撑它的是作者追求历史真实的史胆和史识。也因此,这部报告文学呈现出不同流俗的品格。《大桥之上》对人物的刻画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彭敏、茅以升、李文骥、梅阳春、李国豪、林鸣、凤懋润、周世忠、陈新等桥梁专家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他们个性分明,又共性突出。尤其是他们的内心世界,真诚、朴实。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除了知识分子群像以外,报告文学还塑造了胡宝玲等工人形象,同样感人至深。他们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奉献精神,真正称得上“中国的脊梁”。没有他们,大江之上就没有这些堪称人间奇迹的座座大桥;有了他们,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
文学写人,必要写情。报告文学中的情感表达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不可能那样自由,那样任性。它必须受制于历史和人物的真实的局限。时过境迁,历史中的人物情感最难捕捉,最难描写。《大江之上》为读者揭示了真实历史人物的真实情感状态,时时让人热泪盈眶。这种情感,有的通过情节来呈现,有的通过细节来体现。比如,彭敏与苏联专家西林的友情,贯穿了武汉大桥和南京大桥的建设。其中,车站迎送,管柱钻孔法的论证,笔下常带深情。再如,南京长江大桥抢险事件调查的前前后后,彭敏的隐忍不屈,武竞天的实事求是,吕正操的仗义执言,可谓一波三折,动人心弦。又如,胡宝玲勇闯生命禁区,创造深潜82米的神话,真是惊心动魄。细节如李文骥辞世,坦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让人泪崩。再如,李国豪身陷牛棚,破解武汉大桥晃动原因。又如润扬大桥施工,为了安定军心,林鸣坐在基坑底部陪同工人施工。此时无声胜有声。
描写工程类的报告文学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要处理好工程的专业性和作品的可读性之间的关系。《大江之上》显然经过了精心选择,人物与事件(故事)相得益彰。比如第一部《天堑通途》结尾,作者没有在武汉大桥的通车典礼处简单作结,而是忽起一笔,写了李文骥女儿要求与大桥专家们合影以告慰乃父的情景,实在是神来之笔,诗味悠长。正因如此,《大江之上》通篇写工程,却无一点艰深晦涩之感,让读者欲罢不能。
《大江之上》的语言生动晓畅,端庄大气。许多故事情节通过人物对话完成。这种写法看似平易,其实是高难度的创作。如果不是吃透内容、吃透人物,不是具有深厚的文学功力,是不可能驾驭这种创作方法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江之上》是一部不一般的报告文学,它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史诗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大江之上》是对总书记关于“创作中华民族新史诗”号召的热情响应和成功尝试。
(作者:刘旭东,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一级编剧、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