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学的历史回望

    【图书评介】

    刘进宝教授的《敦煌学通论》是一本走过了30年历程的著作，曾出版不同文字的6种版本，逐步沉淀完善为目前50万字的宏大篇幅。它涉及2000多年的敦煌区域发展史、1600多年的敦煌莫高窟建造史以及100多年的敦煌遗书发现流传史以及100多年的敦煌学研究与学科史。在一定意义上，它还是刘进宝从一个孜孜以求的青年学子，成长为当代敦煌学家的个人学术成长史。

    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中国敦煌地区文物、文献的综合性学科。作为一门学科，当它发展成熟的时候，就必须在理论高度上锚定其周延的学术范畴、稳定的研究对象、清晰的学科脉络。而要把一个指向复杂、内容丰富的学科系统而全面地论述清楚，则需要对该学科内完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烂熟于胸。仅就此书而言，从1988年刘进宝为《兰州晚报》“通俗敦煌学”专栏撰写专稿启航，1989年底筹划写作通论性专著，到1991年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28万字的《敦煌学述论》，从敦煌的历史、敦煌石窟艺术、敦煌文物的流散、敦煌遗书、敦煌学研究五个方面对敦煌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这是通论敦煌学的第一本著作，由此而开启了他此后孜孜于此，追随敦煌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理论思考，不断调整全书架构和补充精粹内容的步伐。具有拓荒之功的《敦煌学述论》，很快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赞扬，也很快引起国际敦煌学界的广泛注意。1995年在台湾洪叶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繁体本，2003年在韩国Acanet出版社出版了韩文本，2002年在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2010年又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这些不同版本的著作，是他在20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不断修订、增补中出版的，虽然其间书名略有不同，但内容确实一以贯之，不断丰富着敦煌学学术通论的架构与内容，直到推出2019版的《敦煌学通论》（增订本）。

    全书主体内容由“引言”和五个章节共六部分组成，引言以“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为题，从20世纪初年的国际学术潮流东方学的大背景，来探讨和界定“敦煌学”这一概念的产生及其背后所隐含的伤痛。第一章《千载沧桑话敦煌》完全是传统的通史类著作的撰写模式，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两宋、元明清来论述，体系性相当强，论述客观、文字流畅，体现出通论性著作必须要落到实处的理论总结和精炼概括的特点。第二章《艺术瑰宝千佛洞》将敦煌的壁画、彩塑和建筑用精练的语言加以概括。第三章《扼腕愤谈伤心史——敦煌文献被盗记》，则是整个敦煌历史研究中最受世界关注、也最为国人痛心的一个问题。作者对敦煌卷子流散情况的考证、对流散总体背景的原因探讨，都是发人深省的。第四章《敦煌遗书——百科全书式的宝藏》对敦煌文书作了一个概观式的描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或使用敦煌文献的基础，正所谓要言不烦。尤为重要的是，敦煌文献研究是刘进宝研究下力最深的领域之一，论述中的很多重要部分就是他本人的一些前沿成果，如关于“唱衣”的研究等。第五章《敦煌学研究遍天下——敦煌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概况》也融入了刘进宝一系列的成果，从他近年来出版的《敦煌学术史》《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到他领衔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学学术史资料整理与研究”，都展示了他在这个领域的辛勤耕耘。

    这部走过了30年历程的著作，主题架构基本保留了1991年《敦煌学述论》的原初形态，增加了30年间敦煌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从文字上看，《敦煌学通论》（增订本）既有删节，又有增补。如敦煌历史部分，较多地吸收了甘肃地方史研究的成果，对以前论述比较薄弱的宋至清代的敦煌历史给予了较多关注，从而将敦煌的历史完全贯通。另外，对一些一般读者尚存疑惑的具体问题，本书也给出了尽可能详细的解答。如作为佛教石窟，莫高窟最后的守护者怎么会是道士王圆箓？本书对此也给予了明确回答。1524年，明朝关闭嘉峪关后，敦煌遂为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部族所据。清朝统治敦煌后，通过移民等措施，逐渐恢复了当地社会经济。但由于邻接敦煌一带居民此时大多已信奉了伊斯兰教，从而使清代敦煌的佛教艺术难以为继。而从元代以来，敦煌就成了佛道交融之地，在《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中，就有清代道教徒留下的不少题记。而清代重修莫高窟时，也增添了不少道教的内容，甚至还将有些洞窟改为娘娘庙，从而使敦煌的道教到清代时仍有一定的势力。再加上当时敦煌民间对佛道的区分不明显，所以当王圆箓以道士身份居住在佛教洞窟时，因他说的是汉语，诵读的是汉文道经，很快就得到了当地百姓的信任。对于《敦煌学通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郝春文教授的评价是：“《敦煌学述论》以及由其改编而成的《敦煌学通论》，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流行较广、影响较大的一部敦煌学通论，已经成为通论类作品中的精品。”相信读者对此也会高度认同。

    （作者：尚永琪，系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