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爱》在中国的百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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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自1847年问世以来被译成几十种语言、几百种版本，发行了数以亿计的书籍和研究论著，并通过各种媒介传播至世界各国，为广大读者观众所喜爱。由原著衍生出来的各种简写本和改写本也数不胜数，改编而成的电影、电视剧、广播剧和舞台剧等更是形成了绚丽夺目的传播景观。当前，借助网络媒介，《简·爱》的传播和影响几乎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百余年来，《简·爱》在中国的传播也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

    20世纪初，《简·爱》传播到中国，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介绍西方文化有关。最先让中国读者了解夏洛蒂·勃朗特和《简·爱》的是期刊文章和外国文学史著作的有关介绍。1917年《妇女杂志》发表署名为林育德的《泰西女小说家论略》，最先介绍了夏洛蒂·勃朗特与《简·爱》。其后，郑次川的《欧美近代小说史》、韩侍珩的译作《西洋文学论文集》和周其勋等人的译著《英国小说发展史》都辟专章对《简·爱》予以介绍。这些著作的评论主要集中于两点：该小说突破了英国文学的俊男靓女传统，塑造了一位相貌平庸而富于才情个性的女性；这是一部浪漫主义与写实主义兼而有之的作品。这些介绍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妇女问题尤其是妇女解放问题的关注有关。1931年7月的《妇女杂志》专辟“妇女与文学专号”，不仅刊登了勃朗特姐妹的画像，而且刊发了仲华的《英国妇女中的白朗脱姊妹》一文，称赞勃朗特姐妹为成功的文学天才。虽然该文章对《简·爱》着墨不多，但客观上引发了读者对这部女性天才作品的探索兴趣。

    对《简·爱》的翻译使得中国读者有机会深入了解这部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前，有三个《简·爱》译本值得关注，分别是周瘦鹃的《重光记》（1925）、伍建光的《孤女飘零记》（1935）和李霁野的《简爱自传》（1935-1936）。这三个译本由于译者的文化立场、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风貌特点。

    周瘦鹃的译作《重光记》最早被收入1925年7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翻译小说集《心弦》。该译本应该是最早的中译本。像早先的翻译家一样，周瘦鹃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感受对原著采取了节译、编译的方法，读起来更像一个缩写本或改写本。周瘦鹃是20世纪初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他将《简·爱》改译成了一部具有鸳鸯蝴蝶派风格的言情小说。这是根据译语文化的需要改译源语作品的一个范例，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由于周瘦鹃把《简·爱》译成了一部普通的言情小说，很大程度上也就未能传递出其作为世界文学名著的艺术特质和思想精髓，因此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在翻译界均未产生多少影响。

    伍建光的《孤女飘零记》是较早为国人所熟悉的《简·爱》中译本。1927年，伍建光节译了《简·爱》的部分章节，并根据主人公的遭遇将其命名为《孤女飘零记》，但直到1935年，该译本才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伍建光的翻译更多地考虑了中国读者的欣赏趣味，采用归化法，避免欧化句式，对原作做了一定程度的变通和改动，如将原著中的“章”（chapter）改成了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回”，并为每一“回”增加了小标题。同时，为了适应当时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他以节译法删除了原作中大量的心理和景物描写，只保留情节和对话部分，但仍不失原作的精神风貌。这部译作也体现了译者对小说的认知和解读。伍建光在译本序言中写道，《简·爱》在描写爱情方面不落窠臼，“此书于描写女子爱情之中，同时并写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气概，唯女子立最高人格”。这种解读既受到当时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又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

    《简·爱》最早的中文全译本是李霁野的《简爱自传》。此译本于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连载于郑振铎主编、上海生活书店刊行的《世界文库》，1936年9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印发单行本。1945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也出版了此译本，并更名为《简·爱》。其后至1954年，共再版了五次。受“直译原文有利于新文学语言”翻译观念的影响，李霁野在翻译时通篇采取了直译法，忠实于原文句法，具有非常明显的欧化倾向。此外，也受当时“文学为人生”观念的影响，认为文学翻译要服务于现实革命斗争，在翻译的选词用句上较多使用革命性词汇。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之前，《简·爱》的传播呈现新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简·爱》深受广大年轻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青睐。李霁野的译本不断再版和重印。1956年4月至1958年1月，新文艺出版社加印李霁野的译本共16000册。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印了3000册。该译本成为当时读者阅读和收藏的主要外国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大致有：《简·爱》暴露和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黑暗面，马克思曾高度评价《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认为她同狄更斯、萨克雷和盖斯凯尔夫人一起都是“现代英国杰出的小说家”，这些作家“向世界揭露了比所有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所揭露的总和还要多的社会真理”。当时一些革命书籍政治性较强，而艺术性相对较弱，相比之下，以《简·爱》为代表的一些文学名著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强，自然吸引了大量读者。

    “文革”期间，《简·爱》同其他西方名著一样，在出版界一度销声匿迹。“文革”结束后，随着文艺政策的拨乱反正，一大批遭禁的中外文学名著重见天日，《简·爱》也再度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呈现持续热度。1979年，电影《简·爱》在我国的公映，将中国观众和读者对《简·爱》的喜爱之情推向了新高度。198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祝庆英翻译的《简·爱》首版就印了约27万册，至90年代末其印数多达300万册。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再版了李霁野的《简·爱》中译本。中译本的再版重印与译制片的公映使《简·爱》在我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文艺界与学术界对《简·爱》展开了多维度的解读、评论和研究，人们的理解和认识也因此更加深入。

    此后，时代发生变化，休闲娱乐读物越来越受到欢迎，大众文化逐渐占据主流，传统经典作品被边缘化。尽管如此，《简·爱》依然拥有较多读者，在畅销书排行榜上还占有一席之地。此时，除了原有中译本和英文本的不断再版，新译本更是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简·爱》的各种译本达百种之多。国内各出版社在推出外国文学名著系列时，《简·爱》必然在列。这种重印和重译的热度，反映了学界对作品的认可和重视，也体现了巨大的读者需求。国内出版商根据市场情况和读者需求，推出了《简·爱》的各种版本，包括英文版、经典版、通俗版、改写版、少儿版、口袋版、英汉对照版、电子版等等。这些重译本质量参差不齐，有推陈出新之作，也有急就抄袭之作。在新的《简·爱》译本中，吴钧燮和黄源深的译本影响最大，也最受欢迎。各种各样的《简·爱》英文版、中译本和电影等，共同铸就了《简·爱》在中国的经典地位。

    （作者：蒋承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首席专家、浙江工商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