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近海捕捞 重建“海上粮仓”

    餐盘中水产品的选择日益增多，使得大众很容易忽略渔业资源整体性的衰退。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就陷入了过度开发的境地，呈现不可持续的趋势。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副局长韩旭表示：“我国捕捞渔船数量大，生计渔民数量也很多，多年来过大的捕捞强度造成渔业资源的衰退，捕捞水产品也呈现出低龄化、小型化和低质化的现象。”

    过度捕捞是如何破坏海洋生态的？我国在限制捕捞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又有哪些新的问题？10月8日至10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渔业法执法检查组走进福建、山东两省展开检查。此前，已分赴天津、辽宁等8省市进行检查。“这是渔业法1986年制定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进行执法检查，此次检查也是一次调研，为渔业法修订做准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说。

捕捞强度超出资源承载能力

    执法检查组所到的福建省连江县黄岐镇，是一个每家每户都有人从事渔业生产的水产大镇。据镇党委书记黄端明介绍，最近七八年黄岐镇渔业一直在转型，原来渔民用的是小渔船，走不远，捕捞大多在近海。

    据渔民反映，近海捕捞量减少了，投入成本尤其是人力成本在提高，一趟下来即使算上国家发的燃油补贴还是亏损。韩旭回忆起此前在山东省烟台市与渔民座谈时的情形：“9月份开渔，一些渔民11月份已经不出海了，说两个月就把伏季休渔养大的鱼捕得差不多了，基本没鱼可捕了。”

    对于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黄端明与韩旭都谈到了毁灭性的捕捞方式：底拖网捕捞、电、毒、炸鱼等。“一网下去，所到之处不仅将大小鱼类连同贝类一网打尽，还会像吸尘器一样‘吸入’红珊瑚、海藻。海底也像森林，现在已经荒漠化了。”

    尽管底拖网等捕捞方式已被禁止，但是过强的捕捞能力仍然加剧着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据上了年纪的渔民回忆，20世纪60年代出海打鱼用的都是木船，渔船归集体所有。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成为中国海洋捕捞业的转折点，中国的海洋渔业实现了从木船到机械化拖网渔船、从私有化到商业捕捞的转变，海洋渔船的产能（总功率数）和产量双双经历了一段为期约12年的连续增长。随着科技进步，捕捞能力不断增强，捕捞强度远远超出了资源量。“现在渔民的渔船很多有四五十米长，能达到100吨、200吨捕鱼量。”黄端明说。

政策不断调整限制近海捕捞

    过度捕捞的危害巨大，我国一直在积极探索有效的限制措施。

    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已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近海捕捞的快速发展，保护渔业资源。

    伏季休渔期不断延长。从1995年起，渤海、黄海和东海渔区开始实行伏季休渔制度，在鱼类的关键生长和繁殖期关停渔业生产，使鱼类等有足够的生长和繁殖时间。1999年，南海渔区也开始实行伏季休渔制度。2017年前，北纬12°以北的海区，休渔期一般从每年6月15日或7月1日开始，到9月中旬结束，具体长度根据区域和作业类型略有不同。2017年后，休渔期的起始日期被提前到每年5月1日，使得一些渔区的休渔期长达四个半月。

    作业渔船数量与船只功率总量的“双控”也是重要措施之一，后者遏制了规避监管的“小把戏”：削减了渔船总数，但是转头就去建造规格更大的船只。

    此外，2006年以来对机动渔船实施的渔船燃油价格补贴，一直被认为是我国海洋捕捞业扩张的重要原因，在当时油价与国际接轨、上涨比较快的情况下，这项补贴曾对保护渔民利益、维护渔区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渔业油价补贴的实施，刺激了近海捕捞无序扩张，2015年，经国务院同意，对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进行调整。2019年，国内捕捞业油价补贴降至2014年补贴水平的40%。

    渔业“十三五”规划第一次在五年规划中提出“减量”的要求：到2020年，全国压减海洋捕捞机动渔船2万艘、功率150万千瓦。2016年12月，农业农村部推出捕捞业减产方案，要求全国海洋捕捞业在三年内减产近四分之一，从每年超过1300万吨退到1000万吨以下。

投放水产苗种需要加强监管

    “这几年近海渔业资源枯竭，但渔船升级了，抗风浪能力提高，黄岐镇渔民大多在离岸三四十海里的海域捕捞。”黄端明的说明体现了海洋捕捞业的变化。

    从连江县整体情况看，则更符合渔业发展的方向。“连江县的养殖业发展快，在捕捞方面，我们限制近海，拓展外海，发展远洋。”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党委书记邱朝晖说。

    尽管我国沿海省份都在向这样的方向努力，但据执法检查组了解，当前捕捞能力过剩与渔业资源衰退的矛盾仍然存在。

    “仅仅限制捕捞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积极修复海洋渔业资源，也就是说需要投放人工苗种，从源头上来补充渔业资源。”执法检查组成员、全国人大代表王雪梅认为。

    增殖放流，即在固定海域内科学投放水生生物苗种，是修复渔业资源的重大工程。执法检查组了解到，以山东省为例，2005年至2018年，全省已累计增殖放流各类水产苗种约600亿单位。

    “综合全国情况来看，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成效不明显。”王雪梅说，“申请到放流任务可以领国家补贴，这个项目在很多公司眼里就成了一块‘肥肉’，有的公司即便没有苗种培育的能力，去别的研究所或者公司买来鱼苗也要去申请放流任务。有的公司拿优质的苗种送去做质量检测，检测通过后，换成劣质苗种放流，因此成活率很低。”另外，“一片海域属于多个省份或者城市，很多公司都在其中放流同种类的苗种，因此放流效果不好也无法归责。”王雪梅认为。

    山东省副省长于国安表示，目前增殖放流法律地位不高，放流生态安全、社会放流放生监管与处罚等法律条文均是空白，相关实践成果需法律固化。

    （本报记者 陈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