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世界看中国】
编者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记者在“欧盟首都”布鲁塞尔采访了多位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国籍不同、性别不同的欧盟成员国人士,说说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们中有的数十次访华,目睹了中国的发展变化;也有不少人从未到过中国,脑子里只有“想象中的中国”。通过他们不同的视角,可以大致感受到欧洲人对中国的关注度。
昂布瓦斯·佩林:法国人,退休欧盟官员。他们夫妇收养的中国养女艾莉西亚已经21岁。
上大学期间,我读了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知道了中国大革命,那是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我的一位女同学推荐我读西蒙娜·波伏娃的作品,其中一本书是1954年出版的关于中国的《名士风流》。阅读让我对亚洲和中国产生了兴趣。后来,我在巴黎13区和美国唐人街遇到许多中国人,与中国人的情感交流十分融洽,这也是后来我们收养中国孩子的内在动机。20年前,我们到武汉收养了女儿艾莉西亚。当时法国和中国没有领养协议,我们是通过比利时有关组织实现领养愿望的。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媒体对中国有很大的误解,但我不认为西方民众对中国心存恐惧。您瞧,许多西方年轻人到中国留学、工作。我个人的感觉是西方人对中国充满敬意,尤其是受过教育的,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教养的人。过去,欧洲人以为中国人吃不饱,穿不暖……现在的中国不仅制造业发达,而且高科技技术也很发达。我举个例子,法国斯特拉斯堡地区第一外语曾经是德语,后来是英语、俄语,现在是中文,而且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如果对中国不感兴趣,怎么会有如此大的转变?我正在写一本书。等我完成了书稿,第一件事就是带全家人去中国旅行。
阿尔贝尔·埃廷格:卢森堡人,曾在德国特里尔和卢森堡的大学和中学执教。从2008年开始,他撰写了两本书,揭露西方关于西藏的种种谎言。
我16岁,开始对政治发生兴趣。我有一个表兄是当时卢共党员,受他的影响,我参加了卢共的青年组织——青年进步党。我跟踪中、苏大辩论,深入了解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并参加了卢中友好协会的活动。在协会读到许多从中国来的刊物,资料。1974年,我参加协会组织的访华之旅,到了西安、延安、南京,参观了枣园毛主席住过的窑洞和南京长江大桥。后来,我带着全家再次访华,我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衷地赞赏,对中国的成就充满敬意。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海外接力期间,象征和平的奥运火炬受到海外藏独势力的阻拦和袭击。我从欧、美的西藏研究资料中寻找西藏问题的历史答案。我撰写的《自由西藏:还原喇叭教统治下的政权、社会和意识形态》和《西藏问题国际纷争的背景、流变及视域》,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在德国出版。英文版、法文版和中文版后来在中国出版。我发现,一些欧、美藏学家的研究成果仅仅保存在学术领域,绝大多数西方人根本不了解西藏的真实历史,不了解汉藏民族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达赖到底想干什么。尽管我现在已退休,但我仍在从事研究中国和西藏的研究。
我的中国梦就是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繁荣和发展,坚持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中国有自己的发展路线图,反腐败斗争如火如荼。中国正在致力于减少地区之间和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能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好处。我信赖中国,对她的未来充满希望。
亚辛·艾拉维:摩洛哥裔法国人,是法国的“郊区一代”。他勤勉努力,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欧洲议会工作。
我对中国充满向往,但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对中国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书本上。我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评价“一分为二”:认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也将成为世界的中心,中国文化也将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传向世界;同时,西方也有不少人将中国视为“威胁”。我自己在上大学期间谈论中国时基本上把中国视为一种“威胁”,那时老师甚至教导我们“对中国应该防范”。中国很遥远,对中国缺乏了解而产生误解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看来,一些西方人是有意为之,他们根本不想去了解中国。
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与欧洲携手保护环境。我相信,中国人只要决定做什么,就一定能够做到,而且做好。
埃蒂安·洛伊德:卢森堡人,曾是欧盟驻香港代表。他在亚洲生活了十几年,和邓小平握过手,见证了香港回归。
我十分喜欢旅行。在香港工作期间,我每半年要到北京与外交部与中方外交人士就香港的未来、中欧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我到西藏去旅行,沿丝绸之路从西安一直到中巴边境。我的想法是,应该尽量多地利用驻外的机会多走走,多看看。
我和中国的第一次接触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这年2月底,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洛伊·詹金斯访华,我们代表团共7人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我们此行中国的目的是落实1975年中欧建交后的双边合作项目。邓小平穿着深绿色的服装,很随和、自如。他对我们每位来宾都熟悉,还知道我是卢森堡人。他给我们解释了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性。他知识丰富,政治眼光长远。他认为,欧共体不仅仅是经济的共同体,还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共同体。他相信欧洲可以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一极,发挥平衡世界的作用。
近几年,我常去上海看望女儿女婿和孙辈。我的外孙子们从上海回到欧洲,一下飞机就惊叹:“机场这么小!”中国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很多重大的目标,在减贫方面更是举世瞩目。
伊利斯·德-圣瑟尔利尼:希腊人,在布鲁塞尔圣米歇尔学校图书馆工作。
10多年前,我随同中国朋友到中国旅行。参观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去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了解只不过是读过几本中国书籍,看过几部关于中国的电影而已。我感到最大的反差是中国之辽阔!在中国,我感到非常安全,这是在欧洲所感觉不到的。我们晚上在北京街头散步,晚饭后在上海的大街上购物,尽管人非常多,却从未感到害怕和担心。登北京长城是三月份,长城两万公里长吧!对于欧洲人来说,真的不可能记住这么大的数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
现在有些西方人批评中国在大街上安装摄像头“影响了人的自由”,但摄像头是为了保障社会安全。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在伦敦街头到处是闭路电视,却没有人做任何评论,这就是双重标准。不久前,我上大学的儿子到深圳生活了半年,他感到非常惬意,乐不思蜀。我希望有一天再到中国看看。
克拉拉·布瓦瑟南:法国人,政治学博士,现为欧盟机构做咨询服务。
我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的了解来自欧美媒体。我知道中国人口众多,历史文化悠久,经济发展迅速但欠平衡。令我震惊的是,中国人的组织管理能力强,欧洲人口比中国一个国家还少一半,却不能协商一致,为各自利益争吵。中国幅员辽阔,大家说同一种语言,书写同样的文字。我不能想象: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意大利人说同样一种语言,写同样的文字!
从西方看中国,的确有很多事情我不能完全理解。但事实摆在那里,中国是向前走的,而欧洲是停滞不前的。我想,西方记者可能对中华文化了解甚少,他们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描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他们发表的评论自然而然地带有强烈的西方理念。如果我们沉下来,将一个事件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其产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本报布鲁塞尔10月13日电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