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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儒墨同显，一致百虑，对立互补，相反相成。墨子先学儒，后觉察儒学缺点，自创墨学，非儒反儒，补充改造儒学，提出兼爱等人文学的重要原理。墨子肯定孔学有“当而不可易”（正确而不能改变）的真理成分。墨家是先秦唯一堪与儒家分庭抗礼的学派。
孟子推崇墨子兼爱的人格精神魅力。《孟子·尽心上》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提倡全人类兼爱交利，即使从头到脚，被磨成粉末，只要对天下有利，都甘愿付出，这种损己利人、大公无私的精神，突显了墨子追求真善美理想的高贵品格。孟子对墨子精神的赞扬，影响深远。
西晋鲁胜《墨辩注序》说：“孟子非墨子，其辩言正辞则与墨同。”孟子非墨辟墨，但其思维表达方式，承自墨子，酷似墨子，辩论模仿墨子惯用的归谬反驳法。《孟子·告子上》说：“指不若人，则知恶之；心不若人，则不知恶，此之谓不知类也。”
“不知类”是墨子应用归谬反驳法的标志词、惯用语，曾用来说服鲁班与楚王，止楚攻宋，孟子出色地加以传承发扬。《孟子·梁惠王上》说：“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孟子归谬辩辞，比喻生动，脍炙人口，众所周知，是世人普遍效法的思维表达范例。
儒墨之学，各有所长，舍短取长，有助于把握全面真理和治国良方，是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学思想家对儒墨学关系的标准定性，是今日认知判断儒墨关系的正确指引。
二
从公元前五世纪墨子推出《兼爱》等重要论文，到前三世纪后期墨家《墨经》六篇，历时近三百年的学理积淀，墨家学人从十多个角度，阐发兼爱学说的深层意蕴。墨家“兼爱”论题的论证，强调全人类的共同本性和爱的整体性、普遍性、彻底性、穷尽性、交互性、平等性与不可分割性，强调兼爱是人类善良的理想愿望和奋斗目标。
墨家“兼爱”，又称尽爱、俱爱、周爱，强调不分民族、阶级、阶层、等级、亲疏、住地、人己、主仆、时代等所有差别，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人，都包含在“兼爱”的范围。
墨子“兼爱”讲“仁义”。《兼爱下》说：“兼（爱）即仁矣，义矣。”《墨子》讲“仁”116次。“仁”指爱人，仁爱指所有人相互亲爱。墨子“兼爱”论题的理论基础，是全人类的共同人性论。墨家肯定全人类必然具有共同的本性。《辞过》说：“凡回（运转）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墨子主张“爱无差等”（兼爱），反映手工业行会成员间平等互助的朴素愿望，明确提出全人类共同的人性论、人格论和人权论。墨家“兼爱”学说，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
墨子“兼爱”论题的命题含义，是“所有人应该爱所有人”，属“应然”的道义逻辑，是“道德义务”范畴，不属“实然”的真值逻辑（真势逻辑和事实逻辑）范畴。《墨经》列专条举例证明，画龙点睛，一语道破“道义与真值”两种不同逻辑的本质区别。
《墨经》用论据“有人不黑”，反驳论题“所有人黑”，推论有效（宜）。因论据、论题都关乎事实，合乎真值逻辑同一律的规则。用论据“有人不被爱”（如盗贼、攻国者），反驳论题“所有人应该爱所有人”（兼爱），推论无效（不宜）。因论据关乎事实，属“实然”的真值逻辑范畴，论题关乎理想，属“应然”的道义逻辑范畴，不属“实然”的真值逻辑范畴。逻辑系统不同，推论形式规则相异。
三
秦汉学界，儒墨对举，孔墨并提；汉后至清，墨学衰竭。
作为墨子“兼爱”理想深刻理论基础的全人类共同人性论，不符合宗法等级制的要求。“兼爱”理想，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超越性善良愿望和理论假设。
儒家“爱有差等”，适应宗法等级制要求，随血缘亲疏远近，施爱厚薄不同，其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和灵魂，是“亲亲尊尊”的“血统论”，是“中世纪”漫长宗法等级制社会的主流统治思想。墨子坚决反对儒家“亲亲尊尊”的“血统论”，主张“可学而能”的共同人性论，是科学的认知理论（认识论），认为知识由后天学习得来。《尚贤下》说：“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能者也。”只凭血统高贵，治理国家，不通过学习，获得智能，“此譬犹喑者而使为行人，聋者而使为乐师”，就像叫哑巴当外交官，聋人当乐队指挥，必然越治越乱。
孟子辟墨，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辟”即驱除、屏除、排除。宋陆游《杂兴·孟子辟杨墨》诗说：“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伐木当伐根，攻敌当攻坚。”孟子辟墨，孔孟之道才能鲜亮发光。
《兼爱上》说：“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墨子明说“爱父爱君”，从未提倡“无父无君”。孟子攻击墨学“无父无君，是禽兽”，“率兽食人”，罔顾事实，不讲道理。
孟子的攻击，演变为“中世纪”两千年封建官方打压墨学的“霹雳”，汇聚为墨学中绝的强势外因。《四库全书》收入儒者著作，有二十四卷二十五处，长篇大论，恣意发挥，无限上纲，诬蔑“墨氏兼爱”，是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认为洪水猛兽之害，见于一时，墨学兼爱之害，起于无形，遗祸永远。汉至清两千多年，封建国家机器汇聚辟墨洪流。
孟子攻击墨子，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视为对墨子的政治结论和人格定性定位，绝无翻案平反的一丝可能条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之中，儒学界把孟子辟墨奉为金科玉律、真理标准，是典型“以权威为据”和“以众取证”的谬误，充斥心理相关型和论据空缺型的诡辩。
在极端恶劣的政治语言环境下，若有人为墨子说一丝公道话，与儒家传统议论些微不合，即刻被株连定性为“异端邪说”，猛遭围剿挞伐。
清汪中（1745—1794）幼年孤贫好学，1780年35岁得“生员”（秀才）头衔，为“选拔贡生”。汪中搜集墨子论述，作《墨子序》，推崇墨学，说墨子是救世“仁人”，批评孟子诬枉墨子“无父”。汪中在《墨子序》中说：“彼（指墨子）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孝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枉矣！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其以耳食，无足怪也。”墨子兼爱，是教育天下作儿子的孝顺父亲，孟子说墨子兼爱为“无父”，显然是冤枉墨子。“是故墨子之诬孔子，犹孟子之诬墨子也，归于不相为谋而已矣。”孔、墨、孟三子，因道不同不相为谋，纯属正常。汪中这两句合乎人情事理、并无不妥的话，竟引来官方儒者翁方纲罗织罪名，猛烈攻击。
翁方纲是乾隆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鸿胪寺卿，文渊阁校理，司经局洗马，广东、江西、山东学政。《四库全书》八处提到翁方纲。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十五说：“有生员（秀才）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方授楚说：“当时所谓‘名教之罪人’，重则足以砍头杀身，以此归罪汪中，足见其形势之严重。”
在当今不同文明互补互鉴的全新时代，辨识墨子兼爱学说的精义，记取孟子不当辟墨的历史教训，探寻墨学中绝的动因，推进儒墨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是历史赋予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儒墨学界应携起手来，努力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儒学研究和墨学研究交流合作，开辟儒墨学兼容创新的新局面。
（作者：孙中原，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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