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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1日 星期五

    潘公凯:美术事业永不停歇

    作者:本报记者 于园媛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11日 01版)

        潘公凯近照。甘畅摄/光明图片

        【光明访名家】

        下午两点半,室内安静极了。会议桌上摆满了书刊资料,潘公凯搬起一沓沓材料摞起来,清理出一片小小的空间。

        “作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我的工作就是课题和研究,太忙了。”72岁的潘公凯头发有些花白,坐在办公椅上,身体微微前倾,语调温和。记者来访的当日,他已连续从上午工作到此刻。

        原先与潘公凯约定的采访时间是中午一点钟。我们好奇,潘先生中午不休息吗?他的助手答复:“不休息。”中午十二点抵达潘公凯工作室时,助手告知,潘公凯一直在开会,研讨一个建筑设计方案。

        时间一点点过去,快一点钟了,快两点钟了,潘公凯一直在忙碌。

        “潘先生不吃午饭吗?”

        “他吃盒饭,边开会边吃。”助手回答,补充了一句,“习惯了。”

        当我们目送潘公凯把客人送走,转身他就把我们邀请进了会议室,中间没有片刻休息。

        潘公凯1947年出生于浙江宁海,是国画大家潘天寿之子,艺术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连续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担任院长,主持并领导了两所学院的跨越式发展,曾任第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的工作中,最重要的就是把中央美术学院建设成世界一流的美术学院,这是非常实实在在的工作。中央美院的土地、教学面积增加了好几倍,专业也增加了好几倍,学生数增加了七八倍,这是实实在在的发展。”谈起在中央美术学院担任院长的13年,潘公凯连续用了两个“实实在在”,充满自豪。

        潘公凯在中央美院创办艺术管理和艺术教育专业,为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拍卖行,以及各级政府文化管理部门输送专业艺术人才。

        他看到国际艺术教育体系的变化,认为传统美术教育只重视国、油、版、雕等造型艺术还有所欠缺,积极呼吁与世界接轨,推动设计艺术教育发展。

        交通工具设计是潘公凯一手创办起来的新专业。“中央美院在准备建立汽车设计专业的时候,是零基础。”潘公凯说。他在世界各地寻找这方面的老师,最后在美国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找到华裔教师、设计师汪镇宇,总算有了起步。

        汪镇宇开始上课1个月,有学生到潘公凯办公室说:“这个老师布置的作业太严格、太多了,不合理。”汪镇宇解释,汽车行业竞争激烈,参与这个行业的设计师必须有强大的抗压能力。学院的老师也有意见,说汪镇宇性格特立独行。“但是我支持他,因为不这样,中国的汽车设计上不去,中国设计师怎么培养得出来。”潘公凯说,“汪镇宇老师这套办法确实有用,学生能力特别强,到大学三年级就可以参加各种世界大赛并获奖,到第5年的时候,得奖总分确实在全国该设计专业排名第一。5年,他真的做到了从零到全国第一。” 

        “两大块,一个是纯艺术,一个是设计,都是必需的,不这样的话,中国的美术学院在世界上不会有重要的地位,就无法跟国外竞争。”潘公凯说。

        在中央美院期间,他还带领团队承接了多项国家重大工程。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设计、北京残奥会奖牌设计、奥运会体育图标设计、色彩系统设计等等,都是出自央美设计团队之手。

        当时,北京奥运设计正忙得不可开交,上海市政府又专门前来聘请他担任世博会中国国家馆展陈设计总策划和总设计师。

        “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我每星期要去两次上海,每次都是通宵。”那段时间,潘公凯从北京坐晚上的航班,半夜抵达上海,到了之后就开始找团队开会,后半夜开到三四点,然后团队去修改方案,早上向组委会汇报。汇报完了,再开一个小会,讨论如何修改和执行,之后潘公凯再飞回北京。

        “所有事情不亲自去是干不成的,我就是盯到底,在最困难的地方、第一线奋斗。”谈话进行很久,潘公凯没有喝水,坐姿也基本没有变化。

        除了管理工作,潘公凯说自己的专业是4个方向,第一是中国画,第二是美术史论,第三是艺术管理,第四是城市与建筑设计。跨界是他的鲜明特征。这几个专业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创造性思维。他说,真正做好跨界实践是不容易的,其中的关键是:先要能守得好界,才能跨得好界。

        前几年,潘公凯主持“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研究,获得“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在我们这里什么是‘现代’呢?就是要跟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连在一起,在中国的历史和语境当中,中国需要的就是‘现代’。这个‘需要’是中国人自己的判断,不是西方的判断,而是中国人自觉的选择。”这时他站起来,打开书柜,展示厚厚一排书。目前,这套书的韩文版已经出版,日文、法文、德文版本都在翻译,要在这些国家正式出版。

        潘公凯现在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帮助复旦大学筹建艺术哲学专业。他与西方哲学领域的学者切磋、交流、合作,希望通过与西方绘画方法论以及形式语言的比较,深入探究中国画“笔墨”的独有特性。

        “为什么要找他们?”潘公凯说,“对中国笔墨非常复杂的阐释,我希望让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来听,看他们能不能听懂?能听懂,我觉得算成功。中国传统的阐释,大多数时候西方人听不懂,汉学家听不懂,说给谁听,自说自话有什么意思?我的目的是要让全世界听懂,希望跟国际主流的语言接轨。”

        两个小时谈话结束,潘公凯送我们出门。一层大厅挂着几幅他的大写意绘画,荷花枝叶苍劲,气象傲然。潘先生在一片苍然笔墨前站立,望向远方。然后一转身,他又回到会议室,下一项工作已经在等着他了。

        (本报记者 于园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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