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时人眼中的中国

    比利时是欧盟总部所在地，也是欧盟的重要成员。近年来，中比两国全方位友好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交流日益深入。今天的比利时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发展的呢？本报记者近日在布鲁塞尔采访了多位当地人士，从他们的讲述中，展现“比利时人眼中的中国”。

    贝尔纳·德威特律师，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

    （20世纪70年代末，德威特撰写的《中国贸易法》被西方企业和商贸界奉为进军中国市场的圭臬。2017年，德威特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从1985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至今，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翻天覆地的、全方位的变化。不仅在经济领域，在文化和艺术领域，绘画、雕塑、影视，有些作品的创新精神十分明显，在世界都是前卫的。中国人的乐观和活力让人惊奇，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在西方社会已经鲜见。我认为，西方社会必须与中国手携手、肩并肩向前。

    1996年我当选比中经贸委员会主席后，在中国开设了律师事务所。律所先设在成都，后搬到北京，我就在北京“安家了”。我们的工作是在司法领域帮助在华的欧洲企业和在西方的中国企业。我的职业工作是在德威特律师事务所，在比中商贸委员会是“当义工”。

    如果有西方人请我介绍中国，我会告诉他们，当心西方的“中国通”！中国地域广袤，人口众多，56个民族生活在此；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我们不同。没有人敢说“真正”了解中国，更何况有些西方人以“中国通”自诩，用有色眼镜看中国。我还要说，中国人是与你我一样的人，他们不是机器人，不是外星人，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不要将中国人妖魔化。中国人勤劳、善良、好奇心强。如果中国人感受到你热爱中国，他们会给予你应有的尊重和敬意；如果你戴着有色眼镜对中国说三道四，理所当然会遭到中国人鄙视。

    德福安，前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现为欧盟智库研究员，兼巴黎政治学院教授：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完成的伟业举世震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为世界消除贫困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我给西方人谈中国，一个是现实中接触到的高楼林立、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一个是具有几千年文化沉淀的传统的中国。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割裂历史、传统和文化。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我们都有继承和弘扬历史和文化的需求。

    我的中文名字德福安融入了中国文化因素，是一位资深中国外交家给我起的。小时候，我读遍家里收藏的赛珍珠写的所有关于中国的书，我对中国的喜爱始于那时吧。我常说，不懂中文的西方人就不能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我对中国人民始终充满敬意，数十次访华，但仍不敢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因为我不懂中文。

    我每次访华都有新感受。我拜访过许多中国高层人士，参观过各级党校并与党校学员交谈，他们是中国的各级领导。中国的领导干部选拔制度令我印象深刻，干部都是从基层干起，一级一级干出来的，靠能力成长为一级领导，他们比西方政客强多了。西方的企业管理者接受培训，而政府官员从不接受培训，他们一成不变，自命不凡，目光短视。在选拔干部方面，西方有许多要向中国学习的。

    托马·安托万，“比荷卢联盟”秘书长：

    我没有去过中国，但我读过关于中国的书籍。我在法国求学时的老师是著名的汉学家，他给我们讲解伟大的中华文明。我还读过比利时著名汉学家李克曼的著作。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艺术精湛，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西方传教士在16世纪就给中国带去了西方知识，也把中国的历史、文明、哲学思想等传播到世界。像李克曼这样的汉学家用一生研究中国，发现中国，在他们面前我是十分渺小的。我非常想带着我十分有限的，甚至是幼稚的知识去中国看看。这就是我的中国梦。

    我觉得欧洲对中国还不够信任。实际上，欧洲人之间也相互不信任。我们的工作就是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即便是在比荷卢联盟内部，信任也需要维护和保持。没有信任，就没有良好的国际关系，经济也不会发展，一切都枉然。

    胡磊德，比利时中欧商务咨询公司执行总裁：

    不能戴着“西方眼镜”看待和分析中国事务。我读过法文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是对中国的大政方针和未来走向深入了解的最佳途径。西方人真正关注中国是近十几年的事。欧洲和中国做生意，搭中国的经济快车，但又受制于美国。我不久前在一份欧盟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欧洲脚踏中美两只船。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欧中和平友好，共同繁荣。这是我的欧洲梦，也是中国梦。

    阿什哈福·比杜，中国公司雇员：

    我是摩洛哥裔比利时人，在布鲁塞尔一家中国公司工作，但我还没有到过中国。我的中文名字叫“福来德”，会熟练地用中文说“你很美”“我爱你”“么么哒”。别相信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误读和批评，都是胡扯。我和中国人接触的机会很多。中国人勤奋好学，别人在玩耍的时候，中国学生在学习。中国人早期来欧洲集中在餐饮业，现在是搞投资和办企业，是白领精英阶层。我希望有一天到中国去看看。

    吕迪文，瓦隆区旅游局驻京办事处负责人：

    我在布鲁塞尔学习中英文翻译，毕业后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国际政治专业。2015年，我到瓦隆区旅游局驻京办工作至今。奔波于中比两国之间，我已习惯把回中国称为“回国”。

    到中国之前，我想象中的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非常传统、文化丰厚的国家。我一到北京就住在海淀，那里是北京高科技中心，与“传统的”中国概念大相径庭。中国人很像我们瓦隆人，热情、乐于助人。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工作中，西方人喜欢直入主题，在中国要想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需要时间。

    现在，我和男朋友住在北京东四钱粮胡同一间40平方米的平房里。邻居们都认识我们，见面就打招呼。我到过中国许多地方，中国是丰富多彩的，不同地区存在差距，大都市或落后地区都不能代表中国。我已经离不开中国，就像“鱼儿离不开水”。欧洲是我的根，但我感觉欧洲正渐行渐远。面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欧洲在有些方面需要向中国学习。“欧洲中心论”应该成为过去了。

    德安娜，律师：

    我上中学时第一次接触到中国人。当时对我来说，汉字就像一幅幅画，写汉字就像画画。1986年我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了两年。记得我和朋友从香港入境去中国。扑面而来的“亚洲味道”让我热泪盈眶。我让朋友掐我，我也掐她，我们真的到了中国！我们当晚就急着坐船去广州，自行车、人，还有带着热度的夏天的雨……我踏上了法国小说家马尔罗走过的路……

    西方人的确对中国存在误解和偏见，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太遥远，充满神秘感，那里发生的很多事我们不了解，也不理解。我们之间有语言障碍，思维方式也不同。即便是我，在中国期间也经常遇到问题。西方人和中国人很多时候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我对中国这些年来取得的发展变化由衷地感到高兴。

    安德里格·维尔梅尔什，比利时马克思主义大学负责人：

    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我经常在比中友协的网站“中国广场”上看一些文章，参加一些关于中国的会议。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彻底改善。如果说世界减贫事业取得了成就，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功劳。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敬意，还读过毛主席著作，我是中国的拥趸者。近几十年来，中国将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这非常好，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但意识形态的教育不能松懈，应该防微杜渐。

    达尼埃尔·维尔雷登，布鲁塞尔市政府负责对华事务官员：

    我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是1992年，那时中国街道上以自行车为主。现在中国城市像世界许多现代化城市一样繁荣。我每年访华三四次，最大的感受是中国人表现出来的朝气和活力。新机场、高速公路、地铁线路层出不穷，中国人的朝气和勤劳精神是现在的欧洲所缺少的。

    我常跟欧洲人说，不要恐惧中国的崛起，新兴国家总是要超过守成国家。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强国，没让欧洲人恐惧，因为我们需要美国的援助。后来日本取得经济成就，我们也没有过于恐惧。下一个浪潮就是中国，欧洲人应该准备好合作，而不是对弈。

    （本报布鲁塞尔10月4日电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