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文学意味

    《周易》一书有着特殊的结构，其独特性在于兼具卦爻符号和语言文辞两大要素：作《易》者先采用了“立象以尽意”的方式以符号象征来表意，继而将诗意的语言系统与丰富的象征意蕴相融合，营建了“文象并构”的表意方式。这一独特的结构形式在实现表意功能的同时，也使《周易》一书蕴藏了丰富的文学意味。

    一、“文象并构”的结构形式中蕴含了象征和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

    “易学与其他哲学殊不相同的面貌特点之一，就是它的‘象’。象就是符号，易学的创立是先有符号，筮数及文字均为倚象而后起。”（高怀民《先秦易学史》）作《易》者在卦形符号下撰写文辞，将隐含在符号象征背后的思想显示出来。由于“倚象而后起”的卦爻辞是对符号象征的描述，两者相互依存共同表意，因此，卦爻辞不可避免地采用“假象寓意”的方式，构建了象征的语言体系。

    卦爻辞的作者们常常通过象征的手法营造隐喻或意象，以诗性的感悟去打量和描绘世界，在鲜活的意象群描述中流露出诗性智慧。例如《渐》卦，以鸿雁一连串的行动为中心意象，描绘了鸿鸟从在水边饮食自得到逐渐面临危险的命运，不繁赘其义，保持了意在象中。借此引发思想议论，表达人们应当循序渐进以保安全的思想，可谓“君子以居贤德善俗”。这一意象的构建，既是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表现方式，也是哲学思想阐释的过程。可见，卦爻辞以象为衔接路径，拉近了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距离。

    《周易》的卦爻辞中也有先描绘其他事物作为开头，然后引出下文的表达方式。这一表达方式在《周易》语体构建中也起到了一定艺术衔接作用。清章学诚云：“《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文史通义·易教下》）指出《周易》的象与《诗经》的兴“为表里”，揭示了兴、象的同一性关系。

    例如《中孚》卦九二爻辞为：“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里前一句“大鹤与小鹤鸣声相应”，与后一句“愿与他人共享美酒”之间有明显的比兴情调。又如《大过》卦九二爻辞为：“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前半句“枯杨生稊”为兴句，继而引发后半句的“老夫得其女妻”，最后推导出占断之辞，所明之理意味深长。再如《乾》卦、《坤》卦、《明夷》卦、《大壮》卦等也都是以象占之辞作为兴体，应于后面的叙事之辞，以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来启发读者思考，引起情感的波动，成就延绵的诗意。可见，象占之辞与叙事之辞都是对卦象的阐释，具有一定的互渗性。作《易》者以比兴的艺术手法将表面没有关系的两部分语辞衔接到一起，傅道彬先生认为，这是将“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寻常事物，也在诗性的启示中联系在一起了”（《诗可以观》）。

    据上，《易传》中提出的“言不尽意”的观念，缘于早期人类对世界的体味难以用语言完全表达的认识。当然，制《易》者并没有完全放弃语言，而是构建了“文象并构”的结构形式。正是这样的结构孕育了《周易》中象征与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将看似散体的语辞衔接为整体的同时也召唤出“言外”的情思，成就了《周易》思想与诗意并存的完满艺术意味。

    二、《周易》在卦爻辞的“诗体结构”中保留了上古先民语言构建形式中的原生状态，以本源的方式显示了与生俱来的诗化语境和诗意审美。

    《周易》看似散体的卦爻辞中蕴藏着具有韵律感的古歌形式，这一诗体结构体现在诗性的节奏韵律、词语范式和固定句式之中。《周易》各卦内在六条爻辞在韵律上具有一定的排列规则，节奏摇曳。具体而言，有的卦爻辞是一韵到底，有的爻辞一句之内就有押韵或多韵，也有越过爻位押韵。例如，《屯》卦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前面三个“如”字重韵，后面“寇”“媾”押韵。《周易》爻辞中也有重言、双声叠韵等用法，保留了大量这种古老美丽的语言形态。例如，重言有“乾乾”“谦谦”“坦坦”等；双声叠韵有“玄黄”“屯遭”“号咷”等。这两种方式将事物的情思和形状毫无遗漏地描述出来，既有韵律感又富有表现力和趣味性。

    此外，《周易》卦爻辞也创生了诸多形式工稳的固定语式，以空疏的断言形成了整体性的畅达语感。例如，卦爻辞中有诸多相近句式反复出现。如“×△”句式。“△”代表固定语辞，一般与卦名卦义相关，“×”代表替换语辞。在《蒙》卦各爻辞中表现为“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这种反复吟唱的语体形式是口头歌谣押韵的最简单形式，极为整饬。不仅使得诗歌在韵律上保持一致，而且格式上的重复也有利于读者对一首歌谣形成完整的感知。再如《咸》卦中“咸其×”是各爻辞中固定的断语语式，即“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辅颊舌”。这一句式在每卦卦爻辞的开头出现，虽然没有起到句尾押韵的效果，但是保证了每句起调之时语音一致。

    《周易》的多元押韵和固定句式并不同于后世文体自觉中的文学形式，未必是作《易》者的刻意追求，而是在卦爻辞形成过程中不自觉的集体原始诗性意识的体现。《周易》卦爻辞来源广泛，或有民间谣谚、上古歌谣，或有卜筮类书的筮辞，所以呈现了用韵不成熟的特点；虽然具有质朴的一面，但仍然是诗歌史中的珍贵材料，具有启发意义。

    三、《周易》的“篇章结构”蕴含了叙事性、情节性的文学意识。

    一致性、连贯性是构建语篇的必要条件，也是叙事性文学的本质属性。传世本《周易》以“卦”为单位，每卦相当于一个独立的篇章。最初的易筮文本中是没有爻题的，虽然每一卦也是单独成篇，但是卦中各爻爻辞诗体歌谣和占断辞杂糅在一起，处于混沌状态。爻题的出现使得卦爻辞形成了更为明晰的外在篇章结构。爻题依于相应的数字设置六段文字，将语义群按照渐次进展的规律进行划分。从外在的篇章结构而言，爻题附辞成卦之后，用以提示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保证了每一卦语篇各部分与中心话题的连贯和衔接，保持了语辞主旨的一致性。

    与此同时，作为形式的爻题，以九、六爻符标示爻动，更是与象数变动的情势相对应。《周易》中象数的变化规律，是篇章的内在逻辑结构，能够影响卦爻辞的排列顺序。例如《井》卦的卦爻辞为：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六四，井甃，无咎。九五，井洌，寒泉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人类在客观世界中，修葺被堵塞的枯井过程大致为：井水干枯、淘井、修井、流出井水、可以汲水。《井》卦从初爻到上爻所记录的语辞符合这一系列客观行为的顺序，体现了合理的连贯叙事，具有章法的结构意义。而《井》卦爻辞中的这一叙事顺序与象数的变化也是相吻合的，《井》卦初六阴柔卑下，上无应援，故“井泥不食”；九二爻失位无应，因而无法汲用；九三爻与上六爻相应，故可用以汲水；而六四爻得位而无应，不可急于进取但可修井备用；九五阳刚中正又比于上六，因此井水可供食用；最后，上六居终，是大成之象。

    由此可见，象数的内在逻辑使得卦爻辞之间蕴含着关联性，而爻题则表现了其中的动势，使得从初爻之始到上爻之终有迹可循，也使故事性的结构脉络清晰。爻题的出现保证了《周易》每卦呈现出六段成章的严整语篇结构及主旨的一致性。从此角度视之，尽管《周易》语篇短小，也不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但却体现了隐微的古典叙事传统。

    综上所述，《周易》本是具有应用形态的卜筮之书，但是当卦爻辞倚象而起之后，性质发生了变化，其哲思性、文学性得以突现。这种性质的变更并非是作《易》者们的初衷或有意为之，而是在“文象并构”的结构体系的完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周易》的文学意味体现在象征和比兴引发的诗意之中，体现在韵律和谐的语辞之中，体现在严整结构的章法之中。因此，我们在关注《周易》哲学内涵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周易》结构中包含的文学意味，体味其对完满意象世界的诗性表达。

    （作者：孙鸣晨，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