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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7日 星期六

    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

    ——读叶舟《敦煌本纪》

    作者:魏玮 《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07日 09版)

        敦煌鸣沙山驼队 本报记者 刘宇航摄

        《敦煌本纪》叶舟 著 译林出版社

        【编书者说】

        从兰州往西,越过黄河,翻过乌鞘岭,就是连绵的祁连山麓,由东至西驻扎着中国西北边疆最强劲的四郡两关——凉州(今武威市)、甘州(今张掖市)、肃州(今酒泉市)。肃州以西过嘉峪关,过安西县(今瓜州),就到了甘肃的最西头敦煌。敦煌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是中亚、新疆连接中原的隘口,自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以来,这里曾是“使者相望于道”“商旅相继”的贸易驿站,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是唐诗宋词的风骨,也是宗教往来、文化交融的总枢。

        这是一个发生在清末民初河西一线四郡两关的故事,一个关于少年与青春的故事,一个飞沙走石、重新发现边疆的故事,一个追溯民族精神根脉的故事——《敦煌本纪》,国内首部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的鸿篇巨制,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十部提名作品之一,作者叶舟以三大家族跨越半世纪的生死传奇,讲述了河西走廊尘封千年的精神秘史。

    “敦煌带给我不竭的写作动力”

        叶舟对敦煌的迷恋,似乎是与生俱来的。1966年,叶舟出生在兰州一条名叫“一只船”的街道,离兰州火车站不远,当时有众多的车马店,来来往往的过路人赶着骡马,川流不息,这些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无尽的远方就这样在叶舟心里种下无限遐想。少年时代的出走与奔跑其实是渴望远方的喂养,“到了大学我完全成了野孩子,各种逃票手段都用上,就往外跑,天南海北地跑。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我无意于写同质化的生活,诗歌要有个灵魂落脚的地方,于是我找到了沙漠戈壁,找到了雪山,找了河西走廊,在长路的尽头,我遇到了敦煌。”

        “我对‘敦煌’两个字有特殊的迷恋,它们的组合似是来自远方的回声。”大学毕业当语文教师,后来任报社新闻中心主任,叶舟游历的脚步从未止歇,出城三里,心花怒放,他对城市是毫无兴趣的,“我的朋友以画家、摄影家居多,他们经常要去采风,就问叶舟走不走,车上还空一个座位。走吧,我有时候身份证都不拿,也不带多少钱,蹭上就走了。”清代诗人黄景仁有一句诗,“为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来自西部边疆刚健硬朗的幽燕之气,逐渐沉淀为叶舟文学创作的底色。

        从19岁写下第一首关于敦煌的小诗开始,这些年来,他已陆续写出了《敦煌诗经》《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等诸多篇章。“敦煌带给我不竭的写作动力,它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的天空。”2000年的大年初一,叶舟独自一人徘徊在莫高窟下,宕泉河畔,也是在那一年,他将自己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写下的诗歌和散文结集出版了,名叫《大敦煌》。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种前期的储备和预热——“在那个日光如雪崩一般的早上,我磕了头,秘密地发愿,将来一定要用一个大部头,用一部长篇小说,去描摹整个敦煌的威仪与不朽,让她凌空独尊,卓立天际。”

    既是地理敦煌,也是文学敦煌

        敦煌,伫立于历史的风沙中,也伫立于漫长岁月世人对它的不同解读里。在叶舟看来,生命的姿态便是写作的姿态,这与一个人的气象、认知有关。阅读《敦煌本纪》,读者能够感受到叶舟的另辟蹊径,“敦煌土地上的父老百姓是如何生息的,她的来路与归途,她的今生与前世,这才是我需要用作品来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敦煌,既是读者熟悉的那个地理敦煌,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敦煌。

        我们经常一想到莫高窟,一想到敦煌,就想到那些衣袂飘飘的飞天,想到菩萨,想到佛像,想到天远地偏的文化遗址。但是叶舟一直有一个疑问,“那些莲花藻井上的仙女,那些佛像,那些窟子是谁造的呢?在当时的环境下,那户人家一定是遇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坎,要去供养,去求神保佑。还有,黄家窟子,赵家窟子之间有什么关联?我想知道大地上敦煌百姓的生活,想闻到人间烟火气,听到鸡犬相闻的声音、夫妻吵架的声音、孩子哭闹的声音。”上卷完成时叶舟并没有想到“敦煌本纪”这个词,当时拟定的书名是“圣敦煌”,而“圣”这个词来自西方,譬如“圣殿”“圣堂”……“后来有一天灵感突发,查资料的时候,从书架上拿下《史记》,我一看‘本纪’二字,就知道敦煌和它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词的组合令我战栗……”

        《敦煌本纪》在叶舟心里酝酿发酵了16年,实际写作两年有余,成就了这部109万字的浩荡之书,“写长篇小说对我而言是一个冒险。因为对一个作者的年龄、经验、体力、认知、美学、伦理、立场等等都有要求,当然还要求有大把的时间。缺哪一方面,这个长篇小说都会塌下来。而且你还要撇开研究者的角度,要规避学术理论的规范、逻辑。历史是沉甸甸的,像一块砖一样,而文学一定是飘升起来的,它建构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空间。你要重新拓出一条道路来,要找一种新的叙事方式,讲一个崭新的故事。”

        《敦煌本纪》的故事发生于1910年至1938年。1910年,清宣统二年,中原大厦将倾,次年就是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恰恰在这个最激荡、民族命运最叵测的时代当中,河西走廊却是一片沉寂,闭锁一隅,百业凋零,无人问津。“我在民国年间的一份报章上查到,几位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写道‘大好河山竟成一片修罗之场,岂不知西北边疆,蕴藏中国的未来’”。

        叶舟在小说里“发明”了一座20世纪初的沙州城,这是一个世俗的乡土社会,“史书上只留下了一句话,说敦煌历史上有过一座沙州城,到唐朝时期,老的沙州城已经不复存在,直到雍正三年,皇帝重启塞坊,允许同新疆经商,又从甘肃各地迁徙了2900多户老百姓,驻扎在敦煌。小说里的沙州城就是我在史实基础上构建的。”他在沙州城外安置下了23坊,“天水坊”“陇西坊”“平凉坊”……他们与沙州城形成一个生态,《敦煌本纪》的故事空间随着主要人物寻路、开路、拓路的历程,又延伸至整个河西走廊,远到新疆哈密、祁连山麓、乌鞘岭,近到一条巷道、一间店铺,点面俱到,纵横交错,组建一个虚实结合、具体可感的空间框架。官吏乡绅、贩夫走卒、妇孺老幼、三教九流穿梭其间,他们过浴佛节,吃胡锅子,讲敦煌话,唱秦腔戏……上百位人物,组成了传统中国热辣辣的乡土社会;每个人物身上,都是活生生的西部精神。

    读懂敦煌,意在将来

        叶舟用文学的力量,“发明”了一座全新的敦煌,在文学的虚构与真实之间,叶舟的理解是,“我用最真实的材料搭建了一个虚构的世界,但超越虚构必然产生更高的真实,那就是故事的立场,它的道德伦理、美学气象、现实关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指向现在,指向此时此刻”。

        《敦煌本纪》的百万言故事实则微缩了河西走廊从秦汉走向近代的历史。那些光耀史册的英雄和寂寂无名的人们,都幻化成了书中的芸芸众生。书中浓墨重彩的,是一群精良纯明的少年,他们是古老敦煌土地上的新生力量,走南闯北,结社邑义,犹如刚刚打制出来的刀子,在历经淬火和风霜之后,誓要在沉疴累累的河西“锈带”上拓出一条生路,他们就像我们民族的少年时代——秦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刘彻、班超、卫青、霍去病……叶舟笔下少年的命运,就是河西走廊的命运。焰火喷涌的秦汉之后,是燃情的大唐,是臃肿的明清,那么相对应地,少年将何去何从,河西走廊将走向何方?叶舟说:“我想中国文化一定有它最原初的精神性的东西,那种韧性、少年时代的可爱,不在都市,一定在边疆,它是原生态的,是野蛮的,是赤裸裸放在天地之间的。我想我的使命就是重新发现边疆,那些美,那些少年的奔跑,少年的义无反顾。”

        在评论家张莉看来:“《敦煌本纪》实在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惊喜,这是小说家叶舟历时经年之作,百万字书写的敦煌,雄浑辽阔,惊心动魄,那里埋藏着属于我们的西部精神,一种令人惊异的少年中国气。”《敦煌本纪》是叶舟“丝绸之路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对于后面两部的创作,叶舟说,“莫高窟矗立在茫茫戈壁,它总有一天会消逝,但文化的莫高窟、文化的河西走廊要百世流芳下去。经此一役,我彻底释放了血勇之气,收获了不少的经验——森严的写作纪律,对美的实践与追求,百姓的立场,这一片土地的温度和恩义,生而为人的操守,语言的正派及肃穆……我浣洗一新,获得了某种底气,留给将来的写作吧”。

        不懂中国西部,便不懂中国。《敦煌本纪》看似在讲述“敦煌故事”,其实也在讲述“中国故事”——通过一部厚重的,具有中国筋骨、中国腔调、中国美学和中国气象的史诗作品,来追寻民族的文化源头和精神本色,想必这也是叶舟为其小说冠以“本纪”的用意。在评论家汪政看来,要真正领悟一个地方的历史,以文化的方式参透一个地方的古今,必须通过阅读,阅读《敦煌本纪》,最能理解河西走廊这一脉对于中华民族历史的伟大意义。读懂敦煌,意在将来。

        (作者:魏玮,系译林出版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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