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卜辞文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今年是甲骨文重见天日120周年。在甲骨文发现后的20多年间，专家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释读文字之上，未遑论及卜辞文学成就。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有学者开始从文学角度研究卜辞。如今，卜辞文学研究已经走过近百年历程，在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这一段卜辞文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以便开辟卜辞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一

    百年卜辞文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以中国文学史论著、专题论文两种形式发表，中国文学史论著承担了普及卜辞文学知识的使命，专题论文则致力于卜辞文学研究的开拓。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文学史论著一直是普及卜辞文学知识的主要载体。1931年，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最先论及甲骨卜辞，认为卜辞是很整饬的。其后，诸多中国文学史论著都论及卜辞文学。如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诗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詹安泰、容庚、吴重翰的《中国文学史》，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游国恩等五位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等，都以甲骨卜辞作为中国早期文学的内容。这些中国文学史大多是高校中文学科教材，它们在传播卜辞文学知识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文科生的卜辞文学知识都来自这些中国文学史。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文学史论著中的卜辞文学知识都相对浅显，所列举的例子也都是人们熟知的那几片卜辞。中国文学史论著的一般写法是，介绍已经被学术界认可的相对稳定的文学知识，在深度和广度上没有过高的要求。

    再看研究卜辞文学的专题论文。建国之前的卜辞文学论文，可举唐兰《卜辞时代的文学和卜辞文学》（《清华大学学报》1936年第3期）为例，他第一次使用“卜辞文学”一词，站在文学源头高度，充分肯定甲骨卜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卜辞文学论文，姚孝遂《论甲骨刻辞文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年第2期）可以作为代表。该文将甲骨卜辞分为文学和非文学两个部分，认为甲骨文中的干支表和表谱刻辞与文学无关，只有那些语言精练、有深厚的生活感情、表达具有形象性的卜辞才有文学价值。“文革”以后，研究卜辞文学的论文逐渐增多，学术视野不断开拓。论者分别从语言精练、蕴含感情、展示心理、创造形象、形式整齐、表现手法、诗乐舞一体、文学思想、布局谋篇等各个角度，来探讨卜辞文学成就。兹举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饶宗颐认为占辞“往往是很美的文字”，“后来亦发展为文学一种类型”，“遣词方面，琢句练字，尤见修辞上造诣之高”（饶宗颐《如何进一步精读甲骨刻辞和认识“卜辞文学”》，成功大学中文系编《甲骨学与资讯科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徐正英认为，卜辞作者具有写作意识，但不是纯文学的文体，某些卜辞体现了炼字、修辞、酌句、谋篇的意图。（徐正英《甲骨刻辞中的文艺思想因素》，《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李振峰从诗歌、音乐、舞蹈、仪式四位一体角度，探讨了卜辞的文艺价值，标志着卜辞文学研究的新拓展。（李振峰《甲骨卜辞与殷商时代的文学和艺术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赵敏俐将卜辞文学价值概括为两点：一是这些文字数量庞大，结构完整，说明它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二是卜辞的文字书写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叙事条理，甚至有了基本的文例程式，有着完整的叙事结构，词汇丰富，语言简洁，体现了叙事文的初步技巧。（赵敏俐《殷商文学史的书写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在探讨某个同一论题时，最能见出学术研究的进展。曾有学者从形式角度论及卜辞的排比、反复修辞手法，所论虽然不一定中肯，但开启了卜辞修辞研究的新论题。林甸甸近日发表长文，将卜辞修辞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一步。林甸甸所说的修辞，不是指汉语修辞，而是《周易》“修辞立其诚”的修辞，它是一个道德性概念。林甸甸将卜辞修辞放在殷商神权与王权的进退、贞人身份从方国首领转换到王廷职官大背景下，考察卜辞文本的刻写位置、行款连续性，命辞、占辞、验辞的互文关系，认为贞人往往通过反常规的刻写形态和反复、递进等修辞技巧，以“记录”本身构成修辞，间接彰显价值判断。林甸甸指出，甲骨卜辞的修辞揭示了中国修辞传统精英化、书面化的起源特征，以及监督、褒贬王政的功能指向（林甸甸《从贞人话语看早期记录中的修辞》，《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百年卜辞文学研究，从无到有，由浅入深，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为卜辞文学研究筚路蓝缕，辛勤开拓。我们不仅要向第一个将卜辞写入《中国文学史》的人、第一个提出“卜辞文学”概念的人致敬，也要感谢那些从不同角度将卜辞研究向前推进的学者们。

二

    如果我们放宽视野，将百年卜辞文学研究放在整个甲骨学和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百年卜辞文学研究存在着两个不相称：一是卜辞文学研究成果与甲骨学中的语言文字学、历史文化学研究成果不相称，前者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不及后者。对卜辞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不是已经研究得太多，而是研究得太少。二是卜辞在殷商文学中的实际重要地位与百年卜辞文学研究状况不相称。殷商处在中国文学发轫阶段，而卜辞在殷商文学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文、金文、《尚书·商书》和《诗经·商颂》，其中金文尚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商颂》的文献真实性还有较大争议，传世《商书》仅有五篇，某些篇章的文献真实性也存在疑问。殷商甲骨文不仅在文献真实性上无可争议，而且数量特别巨大。黄天树先生指出，甲骨文献字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之多。这样一份真实无误、数量巨大的殷商文献，其重要性在殷商文学中无出其右。显然，百年卜辞研究状况未能反映出卜辞文学该有的重要地位，尚需学者们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

    运用什么样的文学理论来研究卜辞文学，是值得反思的又一个问题。有深度的学术研究当然离不开理论，但是切忌生搬硬套某种理论模式。例如，如果套用文学的形象、情感、想象理论来研究卜辞文学，难免有些水土不服。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卜辞是用于占卜的文献，它与后世典型的文学作品还有一段距离，绝大多数卜辞谈不上有多少艺术形象，即使卜辞间或有一点情感和想象因素的参与，也不能将其视为卜辞主要的文学成就；二是卜辞是中国文学起步阶段的作品，不能拿后世充分发展了的文学标准去要求它。与其套用一个不太贴切的理论模式，还不如回归“中国文学本位”（方铭《西学东渐与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兼论如何编写中国古代文学史》，《山西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具体到卜辞来说，就是要回归卜辞文学本位，要把卜辞放在求神问卜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从叙辞、命辞、占辞、验辞甚至从刻写、行款角度分析卜辞文本，研究卜辞的遣词用字和记事技巧。前文所提到的林甸甸论文，在回归卜辞文学本位方面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可惜的是，这样的论文太少了。

    在研究卜辞文学时，能否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仅仅看形式的近似，也应该引起学者注意。百年卜辞文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例如，有些论者认为，卜辞中有原始歌谣。有一片问雨的卜辞常为论者所征引：“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甲骨文合集》12870）这片卜辞完整无损，卜者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贞问何方有雨，形式整齐，句子结构相同。有些论者将这片卜辞与汉乐府《江南》比附，以此作为卜辞中具有原始歌谣的证据。有些学者将此写入《中国文学史》，把它当作文学常识加以传播。其实，这片卜辞与汉乐府《江南》只是偶然的形式巧合，不能将它视为上古歌谣。这是因为，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贞问，是殷商时期占卜的一个基本规则。从殷商卜辞中可以找出不少四方贞问的例子：“贞□田□西？贞乎田从北？贞乎田从东？贞乎田从南？”（《甲骨文合集》10903）“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夹，风曰微。西方曰夷，风曰彝。北方曰宛，风曰伇。”（《甲骨文合集》14294）“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甲骨文合集》36975）“甲子卜，王从东戈乎侯，杀。乙丑卜，王从南戈乎侯，杀。甲寅卜，王从西戈乎侯，杀。丁卯卜，王从北戈乎侯，杀。”（《甲骨文合集》33208）这些卜辞都是从东南西北贞问，它们完全是出于占卜的需要，用的都是占卜的语句，而不是原始歌谣。此类卜辞句式排列整齐，这是因为四方贞问的内容完全相同，它与句式整齐的诗歌相似纯属偶然。此类卜辞每句最后一字相同，这也是因为卜问内容相同，不能将其视为歌谣押韵。与此类问题相似的还有卜辞的修辞。卜辞有时多个句子结构相同，于是有些论者便认为这是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例如：“丙寅卜，贞，王今夕亡祸。戊戌卜，贞，王今夕亡祸。庚子卜，贞，王今夕亡祸。壬寅卜，贞，王今夕亡祸。”（《甲骨文合集》38861）此类卜辞所记载的占卜内容，连续几天完全相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商王连续数天都担心自己会有灾祸，或连续关注同一个问题，因此才命令贞人接连几天贞问相同的内容，它与排比没有什么关系。卜辞中还有一种“对贞”方式，即从正反两个方面去贞问同一件事，例如：“庚戌卜，亘贞，王其疾骨？庚戌卜，亘贞，王弗疾骨？”（《甲骨文合集》709）在庚戌这一天，一位名叫亘的卜人两次贞问，商王会不会发生骨疼毛病？前一次是从正面贞问，后一次是从反面贞问。有人认为这是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其实“对贞”是殷商占卜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贞人为增添语言表达效果有意为之。只要我们回归到卜辞刻写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就不会出现这些似是而非的观点。

三

    未来卜辞文学研究，应该立足于卜辞文学本位，多角度全方位地向着深度和广度开拓。愚意认为，以下五个层次的问题，是未来卜辞文学研究应当关注的：

    第一个层次是，确认卜辞的应用文性质，从应用文角度研究卜辞文学的特点。在商代，王朝政治是所有社会生活的核心，所有文艺活动都围绕王朝政治展开。现存的几种殷商文献——甲骨文、铭文、颂诗、《商书》文诰——无一例外都具有应用文性质。应用文的一大特点是格式化。完整的甲骨卜辞一般分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四个部分。这种格式化的文章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结构清楚，叙事条理井然，用字精练，研究者可以将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分开探讨，研究各个部分不同的文体要求和书写特点；不利的方面是卜辞结构形式固化，因书写载体所限而格局较小，句式雷同的情况较多，卜辞在散文艺术上不可能有更大的创新空间。

    第二个层次是，明确甲骨文中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分野，尽量避免无效研究。唐兰、姚孝遂等前贤早就指出，并非所有甲骨文都有文学价值。甲骨文包括占卜之辞、纪事刻辞、干支刻辞和表谱刻辞几类。干支刻辞排列六十甲子顺序，可能是供巫卜记载占卜日期时参阅，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历书；表谱刻辞记载商王历代祖先的名字，相当于后世的家谱或族谱。这两类刻辞在殷商甲骨文中数量极少，它们仅具有历史学价值和科技史价值，而谈不上文学价值，因此在研究卜辞文学时可以排除。具有文学研究价值的是占卜之辞和纪事刻辞两类。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甲骨文深埋地下两千多年，导致许多甲骨残破碎裂，不少卜辞只剩下断头去尾的片言只语，显然，这些严重残缺的甲骨卜辞很难作为文学研究素材。

    第三个层次是，确认卜辞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叙事方面，致力于探讨卜辞的叙事艺术。卜辞在文体上属于叙事散文，其中既没有诗歌，也没有神话。作为占卜的记录，卜辞最令人称道的，是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用极简之笔把一件非常复杂的事件记述清楚。兹以《甲骨文合集》10197为例：“乙未卜，王狩禽？允获虎二、兕一、鹿十二、豕二、麑百二十七、□二、兔二十三、雉七。□月。”这片卜辞是说，乙未这一天，卜人贞问：今日商王狩猎会有所擒获吗？结果真的大有收获：猎到母虎两只、犀牛一头、鹿十二只、野猪两头、麑一百二十七只、□两只、兔子二十三只、野鸡七只。时在□月。这片卜辞记载商王一次大型狩猎活动，如果让后人记载，可能需要洋洋数千言，可是这片卜辞仅用了三十二个字，就记载了商王狩猎从贞问到收获的全过程。这样有条有理、高度精练的记叙文字，其文学成就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卜辞已经具备了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这些记叙文要素，这种完整地记载一个事件过程的写法，对后来记事散文影响很大。这里要澄清一个观点：有的论者将卜问天气、祭祀的贞辞以及记载田猎收获、捕获俘虏、方国贡品的记事刻辞都排除在卜辞文学之外，对此我们不敢苟同。无论是记载占卜时间和占卜者的叙辞，还是记载所要贞问内容的命辞，都是记事散文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叙事艺术价值。

    第四个层次是，客观地分析卜辞在殷商文学中的实际地位。《礼记·表记》载孔子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尊神事鬼是殷商的意识形态，而最能反映殷商尊神事鬼意识形态的文献，非卜辞莫属。因此，那么多的卜辞传之后世，绝非偶然。可是，随意翻开几种流行的《中国文学史》，就可以发现其中关于卜辞文学的内容非常单薄。卜辞是殷商文学的大宗，是中国叙事散文之祖。重新评估卜辞在殷商文学中的地位，是未来卜辞文学研究不可回避的任务之一。

    第五个层次是，客观地分析卜辞对中国后世文学的影响途径。仅从时间上说，甲骨卜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这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事实：甲骨卜辞早在商周时期就被埋入地下，从春秋战国到1899年这两千多年时间内，中国历代作家都没有机会看到甲骨卜辞。既然后世作家没有机会读到商周甲骨卜辞，那么甲骨卜辞对中国后世文学的影响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就要认真分析商周之际的文化传承。商代末年，以辛甲、尹佚为代表的一大批学养深厚、刀笔纯熟的商朝巫史神职人员，因为不满于商纣王的残暴统治，纷纷弃商奔周，在客观上充当了商周文学传承的桥梁。这些奔周的商朝巫史，怀着弃暗投明的兴奋和为新朝立功的迫切心情，以极大的热忱投入西周政治文化事业之中。《诗经·大雅·文王》说：“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在周人祭祀典礼上，留下了殷商巫史辛勤奔走、热忱服务的优美敏捷的身影。从文学创作来看，奔周的商朝巫史是西周初年文坛的主要创作力量，周初的金文、颂诗、文诰创作多与他们有关，周原卜辞的刻写风格接近帝乙、帝辛时期的商代卜辞，以至于有些学者怀疑周原卜辞就是出于商朝巫史之手，这种怀疑不是毫无理由的。商周巫史都是世代相袭，卜辞文学就是通过他们的家族传承而影响后世，即使是在商周甲骨文被埋入地下之后，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卜辞的文脉仍然不绝如缕地延续下来。

    （作者：陈桐生，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