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幽默是含着眼泪的微笑”

 “把他们的苦处说一说”

    1957年，高晓声因为和陆文夫、叶至诚、陈椿年等人倡议创办《探求者》月刊，被错划为右派，遭遣返回家乡江苏武进农村劳动改造。改造期间，高晓声做过农民，当过短期的中学教师、学校勤杂工，后又任职菌肥厂技术员，薅秧、种稻、编筐、捉鱼，培植银耳、培育蘑菇，做小买卖……即便如此，生活仍然一度穷困潦倒，粮食不够吃之际，高晓声曾捞鱼摸虾，破帽遮颜售于闹市，“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的境遇更是常见。如此，高晓声在农村一待就是21年。1979年4月，高晓声的历史问题得到平反，于11月调回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重新开始了写作生涯。《陈奂生上城》等最初的几篇小说便是他回归之后给文坛献出的一份“厚礼”。

    从1957年下放农村，到1978年下半年重新开始创作，高晓声的文学生命整整中断了21年。重新开始创作之初，高晓声的写作并不顺利，甚至连许多常用字都不能熟练运用，为此他将一本《词源》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还把许多精彩的词汇抄在专用的小本子上，以备写作不时之需，他抓紧一切时间重新补课。时逢新时期之初，国家鼓励农村发展个体经济，鼓励致富增收，高晓声深受感动，就想“把他们的苦处说一说”，“农民有些什么苦？我认为受苦最深的就是吃和住”。

    在此形势下，高晓声创作了小说《李顺大造屋》，精炼的笔法、流畅的叙述、沉重的主题写出了农民李顺大造屋不得的痛苦，“他们恶啊！我的屋啊！”这篇小说发表于《雨花》1979年第7期，打动了无数读者，成为高晓声发表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小说，受到公刘、冯牧等文坛前辈的关注和赞赏，并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次获奖给高晓声带来了一定的声名，阔别文坛多年的他由此成为文坛的一颗新星。正是在这次颁奖典礼上，《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第一次见到高晓声，并向他约稿。

    在《陈奂生上城》之前，高晓声还写过一篇《“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写农民盖不了房的问题，《“漏斗户”主》则写农民吃不饱的问题。《“漏斗户”主》情节很简单，主要写农民陈奂生从缺粮、借粮到有粮的经历，有着高晓声本人艰辛生活的投射。高晓声对《“漏斗户”主》倾注了极大的心血。这是他尚未返城之际在农村老家写的，写作条件十分艰苦，但创作的热情却又是十二分高涨。据高晓声的朋友丁保林回忆：“有一天高晓声突然到我厂里来，说想要写东西了，可家里一张纸也没有，问我手上有没有稿纸。我说没有，就找了几本厂里开发票用的旧三联单递给他。过了些日子，我去他家看他，一见面，他就把一叠写满字的三联单递给我，说：‘你来得正好，我一夜未睡，刚刚写完这篇小说，你坐在这里慢慢看吧，我要去困觉了。’啊呀，我一口气把《“漏斗户”主》读完，觉得写得好得不得了，真的是拍案叫绝啊！等老高醒来之后，我就对他说：‘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的写农民的小说，你赶快投给《人民文学》吧，发表后保证会在全国引起轰动！’”

    后来，《“漏斗户”主》并未投给《人民文学》，而是刊发于《钟山》1979年第2期。此文也受到编辑部的大力称赞，编辑海笑回忆说，当年很期待这篇小说和《李顺大造屋》一起获奖。高晓声本人也对《“漏斗户”主》情有独钟，曾告诉海笑，如要他自己在两篇中挑选一篇去得奖，他会毫不犹豫地推选《“漏斗户”主》。然而，可能受《钟山》初创销量较少（只有一万多册）及小说本身艺术手法较为陈旧等因素的影响，《“漏斗户”主》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反响。

写续篇救活《“漏斗户”主》

    崔道怡的约稿触发了高晓声原本就有的写作计划——救活《“漏斗户”主》。怎么救呢？写续篇。高晓声用他苏南人特有的精明做了一番盘算，在《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中，他如此剖白：“……想通过《陈奂生上城》这篇小说，引起读者对《“漏斗户”主》的注意，叫作‘救活’《“漏斗户”主》。这两篇小说，主人公都用陈奂生一个名字，性格也统一，所以《陈奂生上城》名正言顺成了《“漏斗户”主》的续篇。读者如果对《陈奂生上城》感兴趣，就一定会去看一看《“漏斗户”主》，这样，《“漏斗户”主》就被救活了。”

    这便有了《陈奂生上城》。《陈奂生上城》主要讲衣食无忧后的“漏斗户”主陈奂生进城卖油绳、买帽子、偶遇吴书记、住高级宾馆的一番际遇。其核心情节是宾馆一夜，也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

    陈奂生出了大价钱，不曾讨得大姑娘欢喜，心里也有点忿忿然。本想一走了之，想到旅行包还丢在房间里，就又回过来。推开房间，看看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脱不脱鞋？’一转念，忿忿想到：‘出了五块钱呢！’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也没有坏，才相信果然是好家伙……刚才出了汗，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干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因为他出了五元钱！

    这个情节和高晓声个人的城市生活经历有关。写作《陈奂生上城》的前一年，也就是1979年，高晓声和陆文夫等几位作家一起到重庆参观，接待单位安排了一个高级宾馆，两个人一间房，一夜24元钱。高晓声一夜没睡好。“一块钱的骨头困在十二块钱的床上。”在那样的时刻，高晓声想起了在乡下的陈奂生们的生活，也触发了他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城乡经济发展、消费水平、生活方式差异的深入思考。反思后的结论是农民太苦，他想写一出“戏”，让《“漏斗户”主》里的陈奂生也住一夜高级宾馆试试。

    然而陈奂生为什么要住这么昂贵的招待所呢？按照常理，一个节俭甚至有点抠门的农民自己肯定是舍不得住的。高晓声由此引出介绍人吴书记来，是巧遇的吴书记送陈奂生到招待所去的，那吴书记为什么要带陈奂生去住招待所呢？陈奂生生病了，怎么生的病呢？着凉了，没有戴帽子。陈奂生去买帽子因时间太晚没买到。可是，陈奂生哪来的钱买帽子呢？最后高晓声引出了陈奂生进城做生意卖油绳的事。一环扣一环，层层推演出了整个故事的情节走向。“宾馆一夜”这一情节后来成了小说中最吸引人、最精彩的部分。高晓声用幽默风趣的笔触详尽叙写了陈奂生入住宾馆醒来后的复杂心路历程，将一个勤劳朴实、过了一辈子穷日子、经济刚有一些好转的农民，在城市“高消费”面前花钱花到“肉痛”的纠结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把陈奂生写活了！

    高晓声很快给《人民文学》寄去了《陈奂生上城》，收到稿件后，编辑部十分满意，崔道怡对其叙述技巧之成熟、人物性格刻画之生动赞赏有加，几乎没怎么改动，便于1980年第2期《人民文学》刊出。《陈奂生上城》的发表不仅成功地引起了读者对《“漏斗户”主》一文的关注，更将陈奂生的形象进一步推进发展，超越了之前广为人知的李顺大，成为更能包蕴时代内涵、更能呈现新时期农民复杂心理的人物典型，成为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又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新人”。

“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绝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

    对于反复书写农民的日常生活，高晓声曾有如下自白：“其实，我写这样的小说是很自然的。眼睛一眨，我在农村里不知不觉过了二十二年，别无所得，交了几个患难朋友。我同造屋的李顺大，‘漏斗户’陈奂生，命运相同，呼吸与共；我写他们，是写我的心。与其说我为他俩讲话，倒不如说我在表现自己。”“想起他们，有时使我彻夜难眠。我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几十年，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有着一致的情感。我写《“漏斗户”主》，是流着眼泪写的，既流了痛苦的眼泪，也流了欢慰的眼泪。”

    在农村生活期间，高晓声充分接触了农民，甚至最后自己也成了农民的一分子。高晓声写农村和农民的小说都是以自己扎实的生活阅历作基础的。《陈奂生上城》发表后之所以受到广泛认可，除了小说迎合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时代需求外，主要的原因在于高晓声选择了自己最擅长、最熟悉的题材和人物，农民的吃住大事，写来得心应手，笔下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在农村生活的20多年间，高晓声不光看到过李顺大们造屋的困难，自己也有着焦头烂额的造房经历。他不光看到“漏斗户”主们揭不开锅，自己也同他们一道饿着肚子拼命劳动，才勉力维持温饱。高晓声和当地所有的农民一样，要下田参加生产活动，家里的陈设，家里的牲畜家禽，都和当地农民别无二致。正如他自白的那样，“二十多年来我从未有意识去体验他们的生活，而是无意识地使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我的生活。我不在上，不在下，不在旁，而是在其中。”“我写的那些小说，如《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既是客观的反映，也都有我自己的影子。”

    高晓声不仅是陈奂生的原型，他甚至常常被编辑或者同行认为就是陈奂生本人，与他打过交道的编辑和学者们对他和农民无异的性情、行为、处事方式无不印象深刻。《钟山》编辑海笑说：“初见高晓声同志时，我简直以为他就是他笔下的‘陈奂生’，朴实、憨厚。”《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说高晓声“土头土脑，真正的农民模样”，“长相、神态、衣着都‘土’，语言也‘土’”。作家叶兆言说：“农民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评论家许觉民说：“我刚见到他时，他的形象与举止，不知为什么使我不期然地联想起陈奂生这个人物来。”“可是他的满不在乎的性情，独来独往的落拓不羁，总是不断使我想起他笔下的陈奂生进城时的神态。”对此，好友陆文夫看得透彻，他说：“当人们在高晓声的作品中读到那些幽默生动的描述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的‘生活’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有一种幽默是含着眼泪的微笑，读者看到了微笑，作者强忍着泪水。”

    可以说，高晓声将自己的心血和生命融在了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里。“我写《陈奂生上城》，不是预先有了概念，不是为了证实这个概念，而是在生活中接触了一些人和事，有所触发，有所感动，并且认为这些人和事对读者也有触发、感动作用，于是才写了它。在写的时候，我就竭力抓住最能感动人的东西来写，也就是竭力发挥艺术的功能。”这就让他笔下的农民更接地气，没有斧凿的痕迹，更具“不隔”之美。这一点，也为当年文坛所瞩目。据石湾回忆，在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颁奖会上，周扬曾对高晓声作出极高的评价，称其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中写中国农民写得最好的作家。

    这样的生活经历和对农民生活性格的充分了解，让高晓声在写作《陈奂生上城》之际，状态非常自由，几乎到了一种“迷恋、狂热”的地步——情绪激荡，吃不香，睡不着，日夜不安，一直到小说完成，他才收神放心。小说因而写得气韵畅达，笔触轻松活泼，充满幽默感，毫无沉滞之气。同时，在这篇小说中，高晓声在艺术手法上有了进一步突破，他不再像写《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时那样痛陈人物的苦难史，而是在情绪和情节上都着力营造一种喜剧效果，通过层层推进揭示陈奂生“宾馆一夜”中丰富的心理活动层次，塑造出了一个以往文坛不多见的农民的精神世界。

    “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绝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这倒并非受过他们特殊的恩惠，也不是出于过分的钟情，而是我确确实实认识到，我能够正常地度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正是他们在困难中表现出来的坚韧性和积极性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正是这个精神支柱，让农民高晓声在21年的乡土生涯里，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在艰辛的生活里坚持以作家的素养和习惯观察和思考经历的一切磨难，并在境遇得到改善的第一时间，以一匹黑马的姿态重新成为“作家高晓声”。

“继鲁迅、赵树理以后，又一个为中国农民揭示灵魂的高手”

    《陈奂生上城》发表后，虽然评论界对其主题不明确有过争论，但更多的还是好评。陆文夫称：“一篇《陈奂生上城》写出了继《阿Q正传》之后江南农民的典型，一时间成了中国文坛上的亮点。”阎纲对这篇小说尤其赞不绝口，称“《陈奂生上城》出现，文坛为之倾倒。《陈奂生上城》全面地显出高晓声的才气，使他在天才地描绘农村面貌和成功地塑造农民典型方面占有新时期文学史上第一流的位子”，具体而言，“比起《“漏斗户”主》来，高晓声在《陈奂生上城》里充分地施展了他造诣极深的艺术典型化的才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技巧的活用和语言的妙选，达到游刃有余的程度；幽默深沉的笔法，喜剧气氛的烘托，让人拍案叫绝。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典型化情节的精选和性格化细节的妙用。高晓声真绝，他把陈奂生从乡下‘联系’到城里，居然弄得一块钱的骨头困在五块钱的床上！”更多的赞赏给予了“宾馆一夜”的情节，称赞“什么叫才气，这就是才气”！小说也引起了社会上广大普通读者包括农民的热烈关注，据《半月谈》记者沈成嵩回忆，有一次，常州市一个乡党委书记把《陈奂生上城》拿来给农民党员上党课，读完小说后，一个生产队长当场说：“这位作家没到我们村里来过啊，农民中这些活灵活现的事怎么给他‘探’去的呢？”

    继《李顺大造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陈奂生上城》顺利地荣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连续两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而且排名很靠前，高晓声在文坛“一举成名天下知”，迅速“走红”起来。红到什么程度呢？高晓声好友叶至诚的儿子叶兆言回忆：“高晓声很快红了，红得发紫，红得保姆也不相信，一个如此灰头土脸的人，这么突然成了人物。”《陈奂生上城》获奖之后，高晓声的约稿、邀约纷至沓来，《人民文学》《半月谈》等文艺杂志、报纸和出版社纷纷向高晓声约稿。1980年8月，应《半月谈》记者沈成嵩采写了一篇报道：《扎根于锦绣江南的沃土中——访农民作家高晓声》，这篇访谈被新华社评为年度好稿。报道刊发后，“在两三个月内，他（高晓声）就收到了三四百封读者来信，有向他取经的，有向他要书的，有写了文章要请他修改的，有请他题字的，还有许多‘红领巾’给老高寄来了‘蝴蝶’‘贝壳’等生物标本……1981年春天，当我去南京给他送新茶时，老高苦笑着说：‘老沈啊，我可给你害苦啦，省作协专门帮我找了两位小青年看信，装信！’”直至90年代，当高晓声完成了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去参加笔会，组织者居然不喊他名字，而是称他“陈奂生”。

    社会的关注，进一步触发了高晓声的创作热情，他开始像“井喷”一样创作，从1980年到1986年，高晓声出了六本年度小说集。分别是《七九小说集》《高晓声一九八〇年小说集》《高晓声一九八一年小说集》《高晓声1982小说集》《高晓声1983年小说集》《高晓声1984年小说集》。高晓声曾有连续十年每年出一个新小说集的宏伟计划，虽然最后没有完成，但仍然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创造了一个纪录——单从小说集题名的“简单粗暴”中，我们就可以一窥当年高晓声红火的程度和极度自信、创造力爆棚的状态。学术界亦对《陈奂生上城》给予了很多关注，带动了对高晓声的研究热。短短几年间，评论文章、学术论文多至上百篇。高晓声被誉为“南方赵树理”“继鲁迅、赵树理以后，又一个为中国农民揭示灵魂的高手”。

“一辈子写好农民”与“一辈子要演好农民”

    小说的广泛影响也引起了电影圈的关注，当北京电影学院教师王心语读到陈奂生系列小说时，立即被陈奂生这个人物浓郁的泥土味和强烈的性格色彩深深吸引了。王心语特地赶到南京和高晓声商定了改编事宜，并邀请擅演农民的知名演员村里来演陈奂生。

    改编时，导演根据电影的特点，以小说《陈奂生转业》为基本内容，同时吸收《陈奂生上城》和《陈奂生包产》两篇小说的主干内容。以陈奂生走马上任，为村办工厂购买材料的经历为主线，而将《陈奂生上城》一文的情节放置在村办厂长与陈奂生的交谈过程中，并适当做了其他改动和补充处理。虽然高晓声向来不主张对自己的作品提炼主题思想，但王心语在指导影片时还是落在两个“主题”上：一是揭露和批判“关系学”，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二是歌颂干群关系。与此同时，电影紧抓人物刻画，用众多丰满的细节，呈现了陈奂生忠厚老实、淳朴正直、为人善良的一面，也对他的小农习气有所反映，但显然更为侧重前者，将陈奂生处理成一个变革时期的“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形象。

    1982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投拍制作，王心语导演，王心语、高晓声合作编剧，著名演员村里主演的《陈奂生上城》正式上映，受到社会广泛好评。生动立体的人物形象，幽默风趣的角色对白，浓郁的乡土色彩，精彩的角色演绎，尤其是以“一辈子要演好农民”为追求的村里与“一辈子写好农民”的高晓声的合作，让电影《陈奂生上城》获得了极大成功，与《高山下的花环》《人到中年》等一起，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经典影片。除高晓声之外，村里也成为陈奂生的另一位现实中的形象代言人。由此，农民陈奂生一步步走进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为80年代最为经典的人物典型。

    高晓声用一生的心血去书写他所热爱的农民，留给我们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农民形象，也因此被称为“农民作家”，其创作的“李顺大”“陈奂生”“江坤大”“老清阿叔”等一系列农民形象是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里的重要成员。“陈奂生系列”小说享誉文坛，其中《陈奂生上城》一篇最为知名。虽然高晓声不无遗憾地声称只是写出了一个陈奂生，但在新时期文学所塑造的人物群像中，陈奂生这个大变革时代的农民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高晓声对中国农民于变革之际内心精神世界的呈现，对农民所拥有的朴素、勤劳、坚韧品格的书写，及对他们灵魂深处所因袭的历史重担的揭示，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依然能启发我们思考。

    （作者：费祎，单位：中国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