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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9日 星期一

    不忘初心 守护人民的健康

    作者:本报记者 陈海波 袁于飞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9日 15版)

        医生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神”。多年来,我国400余万名医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撑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能力的整体水平已跻身于世界行列。

        名医大家,灿若星河。第二个中国医师节即将来临,10位来自临床、护理、公共卫生等各条战线先进典型抒发他们的感言!他们中有投身医疗卫生工作长达70年的老专家,亲历和见证了新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有伴随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中坚力量,多年来推动医疗科研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也有80后年青一代的乡村医生,志愿做好人民健康的守门人。他们中,有党的十九大代表、当代雷锋、全国道德模范,有院士、国医大师,还有白求恩奖章、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他们是卫生健康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姚玉峰:

    医生要有社会责任感

        作为一名医生,要有社会责任感。1995年我回国,做了世界上第一例不会发生排斥反应的角膜移植。我虽然不停地看病、做手术,但仍然无法满足大量病患的需求。于是从2009年开始,我义务举办全国性角膜病学习班,至今已连续举办11年,累计培训7000多人次。正是这份责任,使我有意识地积累病例数据和照片,拥有了20多万张角膜病人的图像,凭借于此成功开发出第一代人工智能角膜病诊断系统。要知道,诊断准确率每提高一个点,就意味着能减少10万病人被误诊的可能。

        作为一名医生,要勇于担当。去年和今年,我先后为两位全国道德模范,94岁的黄旭华院士和96岁的龚全珍老阿姨实施了高难度的白内障手术。两台手术都取得了成功。我觉得,没有什么比救死扶伤、送人光明,更能让人感到幸福和有成就感了。

        贵州黔西南州贞丰县龙场镇龙河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钟晶

    为乡亲们的健康执着坚守

        我是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龙场镇龙河村的一名乡村医生。在当乡村医生的11年里,我感觉到,乡村医生是需要奉献精神的。因为无论何时,只要乡亲们需要,就是我们的上班时间。

        不过,乡村医生也时时收获着感动,在感动中更深知肩上重任。乡村医生诊疗的患者多数都是熟识的邻里乡亲,不单是医患关系,更多是一份守望相助,是一种信任与被信任。记得我在村里刚当三四个月医生时,丈夫被调往城里,乡亲们担心我会离开村子。邻村一位近90岁的老人为我做了两双千层底布鞋,亲自送到卫生室。老人眼睛不好,拄着棍子几乎摸着路来,一双鞋弄掉了怎么也没能找到。老人送的鞋,时刻提醒我,不忘来时的路,走好以后的路。只要乡亲们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在村里坚守。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作为一名乡村医生,我要继续与全国乡村医生一道,牢牢守住乡亲们的健康之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妇科主任医师柴嵩岩:

    投身中医事业 守护妇女健康

        我是来自中医医院的一名妇科医生。1948年,我有幸拜在伤寒大家陈慎吾门下,开始了学习中医之路。1952年,原北京大学医学院面向全国招收一批五年制本科生,我又幸运地被录取,班主任就是著名医学家吴阶平老师。

        记得有一次,我作为助手跟着吴老师和李家忠教授做手术。紧张慌忙中我的隔离衣前襟蹭了污染物。吴老师当时脸色就变了,李老师更不客气,直接让我贴墙根儿站着。我永远都记得这件事,让我立志要做一个像老师那样严于律己、有担当的医生,把患者的安全健康放在首位。

        五年的学习,还让我学到了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的特点。后来,我选择了中医妇科,1957年毕业后至今,一直从事临床一线工作。

        回首70年,一代代中医药人和妇幼工作者披肝沥胆,中医药疗效及防病治病能力不断彰显。展望新时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中医药将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谭刚: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015年,中组部、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人社部共同吹响了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的号角,全国65家三甲医院选派精兵强将,开展对口支援。“组团式”援藏变“输血”为“造血”,倾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为了培养好人才,留住人才,我们通过现场教学和统一授课来规范操作,补齐短板;通过远程教学强化标准,拓宽视野;各学科的主任们亲自带队入藏,把全国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办到了高原医生的家门口。

        四年多来,很多过去看不好的病现在能看好了,过去不敢做的手术现在能做了;各支援医院共选派了5批837名医疗专家进藏,一项项医疗技术填补空白,大病不出西藏、中病不出地市的目标正在逐步实现。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做强“三甲”;阿里地区创建“三乙”;六地区医院创建“三甲”,彻底结束了西藏没有地市级“三甲”医院的历史。西藏自治区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了70.6岁,实现了世界屋脊上的健康奇迹。

        武警新疆总队医院肝胆外科中心主任医师庄仕华:

    带领医疗队走遍新疆的每一个村

        我在新疆工作47年了,是党和部队把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培养成一名军医。

        新疆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农牧民就医不方便,党和政府十分关心各族群众的健康。多年来,我带领医疗队义务巡诊、进村入户,为各族群众体检,建立档案,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发放疾病预防手册4万多份,行程近40万公里,巡诊39万多人次;我们与21家偏远县医院、15个乡村医疗单位对口帮扶,赠送药品、医疗器械和设备,义务培养了300多名技术骨干。

        几十年来,我带领医疗队,几乎走遍了新疆的每一个乡村,见证了新疆卫生健康事业发生的巨大变化,作为部队医院的军医,我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不断提高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积极参与健康扶贫,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把健康送到学校、送到乡村、送到千家万户、送到每个人身上,更好地为各族群众和部队官兵的健康服务。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陈可冀:

    坚守中西医结合 守护人民健康

        我是福州人。当医生后,我到过福清县渔溪乡血吸虫病最流行的地方参与防治,到过浦城县参加鼠疫防治。1955年,中医研究院(即现在的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我响应号召从福建来到北京,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中西医结合医生。

        来到中国中医研究院,我先后拜知名老中医冉雪峰、岳美中、蒲辅周为师,他们的高超医术和高尚医德深深的教育了我。岳老常说“做人做君子,读书读经典”,还告诫我“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要时刻认真负责对待病人。

        在学习过程中,我深深领略到中医药的杰出疗效。特别是后来与阜外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等十多家单位协作研究的活血化瘀代表性复方“冠心2号”的临床实验研究,开拓了治疗心血管病中药新药研制及产业化的新路。

        我的人生信念是“做正确的事情,并把事情做正确”。我要发挥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的优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健康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徐建国:

    编织传染病防控巨网

        相比手术台上妙手回春的大夫,还有一群疾控人,在大家的不知不觉中将疫情灭杀在萌芽状态,守护百姓健康。很荣幸,我是其中的一员。

        1999年,江苏徐州乡镇卫生所突然接收一批腹泻和急性肾功能衰竭病人,由于病原无法确定,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我和我的团队判断这是一起O157:H7出血性大肠杆菌引发的疫情,原卫生部采纳了我们的调查报告并组织实施防控措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在随后与各种致病细菌交手中,我更加深刻意识到,传染病的防控必须未雨绸缪。2003年以后,我们开始对未来十年可能发生的传染病疫情进行大胆预测,列出了80种可能引发疫情的微生物,进行重点研究。我们还在不断扩大传染病监测网络,对全国各地已知的传染源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最近,我和我的团队提出了“反向病原学”理论,就是要提前发现未知病原体,做好技术储备。一张传染病防控巨网正在形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主任护师成翼娟:

    在应急救援实践中不断成长

        我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50年护理生涯中,我4次参与地震医学救援。1976年松潘、平武发生7.2级地震,我每天背着出诊箱巡诊,给地震伤员送医送药。那时,医疗卫生条件较差,边远山区缺医少药,滑溜索是我最常用的出诊方式,看着深不可测的河谷,听着湍急奔腾的江水,我的手心满是汗水。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地震,华西医院共收治了2800多名危重伤员,有一名羌族姑娘,让我记忆深刻:她叫段志秀,是北川中学的一名16岁高中生。经历灾难的恐惧,失去亲人的悲痛,身体病痛的折磨,令她情绪非常低落。为了给她心理支持,我每天都会去ICU看望她,病房的护理团队也想尽办法疏解她的情绪。

        从平武到汶川,我们在应急救援实践中不断成长,灾难护理水平有了大幅提升,护理人员在灾难救援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3年,我荣获第四十四届南丁格尔奖章,这是对我职业生涯最大的肯定和激励。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葛均波:

    努力攻克心血管介入治疗难题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1990年,我被原国家教委和原上海医科大学派往德国美因兹大学,学习冠心病的介入诊断和治疗。1999年,我回到了上海中山医院。中国的心血管介入治疗事业飞速发展,介入治疗成为冠心病、心律失常、先天性心脏病的常规治疗手段。

        但彼时,介入治疗费用很高。我们反复试验药物涂层技术,终于研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支架,减少了支架血栓的发生率,将价格从4万降到1万多元。又经过8年试验,2013年我们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例生物完全可降解支架,植入体内2至3年可完全降解吸收。

        冠心病介入治疗水平的提高需要器械创新、技术创新,我们先后完成了首例冠状动脉高频旋磨术、首例经皮主动脉瓣膜置换术、首例经心尖二尖瓣夹合术……我和同事们努力创造着一个个“第一”。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附属眼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陈伟蓉:

    请叫我“中国医生”

        我是一名多次参加援外的医生。六年来,先后11次到南太平洋的瓦努阿图、萨摩亚、斐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非洲的塞内加尔等8个国家,为当地白内障患者送去光明。

        我记得在塞内加尔,有一位9岁的小女孩,她一出生就双目失明。我们到达的第一天,奶奶就带着小女孩找到我们。可是,我们是短期医疗队,孩子又太小,一般不做这种手术,但奶奶期盼的眼光深深触动了我们。最终我们想尽办法,成功进行了手术。

        我忘不了,当患者重见光明时,那一个个竖起的大拇指和热烈的拥抱;我忘不了,马尔代夫全体员工为我精心准备的生日派对,礼物上写着:“你们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眼睛,也照亮了我们的心”;我永远忘不了,在异国他乡,所有患者一起挥舞着五星红旗那激动人心的画面。每当患者问我叫什么名字,我都自豪地回答:“请叫我中国医生!”

        (本报记者陈海波、袁于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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