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学在日本

    《尔雅》是一部先秦典籍词义训释汇编性质的辞书，自《汉书·艺文志》始，被列于经书之下，唐文宗时，被正式立为经书。世代学者围绕《尔雅》进行了一系列校释、整理、增广、仿作、辑佚、考辨等专门研究，渐成雅学。作为中国雅学在海外的延伸，日本雅学对中国雅学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专门学问。

    《尔雅》至迟在奈良时代就作为重要的文献典籍由遣唐使传入日本，最初被用作培养人才和选拔官吏时的重要考核科目。成书于平安时代的《令集解》，收录了奈良时代《养老令》《大宝令》等律令文书。律令规定，《尔雅》作为贵族和士人所在大学、国学仅次于经书科目之后的次级科目。同时代的律令文书《选叙令》《考课令》则规定，《尔雅》为进士必考科目。这一时期，对《尔雅》的掌握与否成为衡量学业水平和才能高下的重要手段，《尔雅》对日本学界乃至政界的影响可见一斑。而真正标志着日本雅学的萌芽则是同一时期日本学者对雅学文献进行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平安中期学者藤原佐世在《本朝见在书目》（又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一书中共整理出雅学类书目11种。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雅学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奉《尔雅》为重要经书，以唐宋《尔雅》研究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中国雅学为学习模本进行《尔雅》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尔雅》的考释补正、仿作及本土化过程。如江户时期学者贝原好古编撰的《和尔雅》，就是以《尔雅》的内容与形式为模本、结合日本类书《倭名类聚钞》的撰写特点，对日本词汇的一次整理和汇编，是一部仿雅著作，同时也是雅学本土化的一个范例。19世纪后期日本开始的明治维新改革，将之前以中国文化为学习和效仿的范本转变为全面学习西方文明，试图脱亚入欧。这一时期，随着对中国文献典籍的掠夺性占有，中国雅书也大量流入日本。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雅学研究也相应地产生了新的变化：整理、研究、刻印中国雅书成为重要内容；《尔雅》辑佚工作成绩斐然；采用西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研究《尔雅》；围绕《尔雅》展开的文化、博物研究成为热点。近几十年来，受西方学科分类的影响，《尔雅》逐渐摆脱了经学附庸的角色，被纳入语言学范畴。对《尔雅》等雅书进行语言学考察成为日本雅学新的研究内容和趋势。

    回顾雅学在日本的发展，在继承中国雅学对雅书文献的整理、校注、辑佚等学术传统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运用本土独具的材料和研究手段加以创新。

    由于利用了日本见存而中国本土稀见的古珍善本，日本在《尔雅》文献整理方面贡献颇多。首先，对中国雅书的保存与刊刻用力甚勤。如完整保存了羽泽石经山房刻景（影）宋本《尔雅》、神宫文库藏南北朝刊本《尔雅》及室町氏所藏《尔雅》本等早期刊本，其中室町氏所藏《尔雅》本后被收入《古逸丛书》，杨守敬认为此版系众版之祖，具有极高的文献校勘价值。日本学界除对《尔雅》等雅书的古善版本进行妥善保管外，还积极地进行翻刻。这些翻刻的和刻本雅书的文献价值也极高。日本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主持编印的《和刻本经书集成》《和刻本辞书集成》中，收录有深河龙光彦校安永八年钞《尔雅》、覆明万历二十一年北京国子监刊本《尔雅注疏》、南宫岳点宝历一○年五月刊《（新刻）小尔雅》、宝历七年九月刊《广雅》、白河藩立教馆刊《通雅》等几部雅书古善本，并进行了一系列解题性质的研究，代表了日本学界雅学版本研究的最高水平。

    文字校订方面，日本学者松崎复对影宋本《尔雅》进行了文字校订及说明，长泽规矩也对包含神宫文库藏南北朝《尔雅》本、《古逸丛书》本在内的四个版本进行了文字比对，对《尔雅》版本的祖本及源流系统考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

    利用日本所藏大量珍贵的中国古籍及日本人写就的汉籍进行的《尔雅》辑佚工作，也大大超越了中国清代学者的辑佚成果。代表性著作为新美宽编、铃木隆一补《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辑佚资料集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8年版）。该书利用了中国本土散佚的诸多文献材料，有《玄应音义》《慧琳音义》《原本玉篇》《玉烛宝典》《李峤杂咏注》《孙缅切均》《希麟音义》等，以及日本人利用唐前古籍撰就的汉籍著作《弘决外典抄》《秘府略》《倭名类聚抄》《令集解》《令集解杂令里书》《石山寺本香字抄》《法华经释文》等进行包含《尔雅》在内的中国文献典籍的辑佚工作，其引书之丰、之珍，前所未有。

    研究方法上也打破了用经学思维研究《尔雅》的旧格局，采用新的西方语言学视角和方法研究《尔雅》，如内藤湖南《尔雅的新研究》。文中提出《尔雅》研究的两种新方法，一种是新的语言学方法，即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考察《尔雅》语言与其他相邻种族语言的语根的共通关系，据以判定《尔雅》的成书时代、地点。另一种是考察《尔雅》与诸经发展的相互关系来判断其语言的时代或地理属性。作者选取了后一种方法考察《尔雅》诸篇，结论为《尔雅》成书最早为七十子以后，后增相附益而成。这篇论文于1931年收入江侠庵编译的《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江侠庵评价说：“此种研究之新方法，洵足濬发人之睿思也。”这也是中国学者对日本雅学研究成果的首次引介。以此为肇端，用语言学理论进行《尔雅》及其他雅学著作研究成为之后日本雅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出现了大量运用比较、数据统计等手段对中国雅学著作进行的语音、文字、词义训释、文献之间关系等语言学范畴论文。

    此外，围绕《尔雅》进行文化、博物研究，也构成了日本雅学研究的一个部分。如诸桥辙次全书以《尔雅·释亲》为参照，对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的以家族为中心的仪制展开研究，探讨冠婚丧祭等中国礼俗的原意。其书分婚姻篇、丧葬篇、祭祀篇、宗庙篇、名字讳谥篇、亲属篇、姓氏篇，对中国宗法家族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日本雅学承自中国，受其本土政治、文化等多方影响，又呈现出与中国雅学相异的发展特点，是对中国雅学传统的创新，对中国雅学多有贡献。对雅学文献的整理，尤其是中土散佚现藏日本的雅书版本的整理，有益补充了雅学研究成果。利用日本现存汉籍材料开展的《尔雅》辑佚工作，极大丰富了雅学研究成果，拓宽了雅学研究范围。周祖谟先生的《尔雅校笺》就是利用日本藏宋本《尔雅》及日本所藏汉文文献作为校勘材料撰就的，其学术价值至今难有人逾越。日本学者所倡导和使用的新研究思路和方法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学界，使得中国雅学研究从此也走上了新的语言学研究之路。

    （作者：侯立睿，系山西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