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文坛的东坡情结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名扬四海，在朝鲜半岛也极具盛誉。考察东坡对朝鲜半岛文学、精神文化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东坡，还能对汉字文化圈内文学、文化的交流与借鉴有更全面的认识。

    东坡的作品究竟是何时、经何种途径传入朝鲜半岛的，至今仍无定论。据东坡《论高丽进奉状》载“熙宁（1068—1077）以来，高丽人屡入朝贡”，及宋人苏颂赞誉东坡“文章传过带方州”的自注：“前年（1077）高丽使者过余杭，求市子瞻集以归”，可知最迟在宋熙宁年间，东坡的作品便已传入朝鲜半岛。但在此之前，由其他渠道传入高丽的可能性也很大。因为高丽文宗时期（1046—1083），不少宋人入仕高丽。如1060年文宗下诏“以宋进士卢寅有才，授秘书省校书郎”；1061年“以宋进士陈渭为秘书校书郎”。东坡于1057年进京应试，深得欧阳修赏识，名动京师，当时入仕高丽的宋人应该会知晓东坡。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从被人接受到产生影响要经过较长时期。但自新罗末期至高丽前期，整个文坛受中国晚唐诗风影响，弥漫着追求浮华的形式主义文风，致使当时的文人深为不满，欲加改变，加之高丽时期佛教盛行，而东坡具有比较浓厚的佛教、老庄思想，总能以老庄的淡泊来化解人生的不幸，东坡诗文成了失意政客、潦倒文人的精神慰藉品，因此，东坡诗文一经传入，便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并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流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高丽文宗时期文坛开始知晓东坡，高丽中期（1170—1270）便达到了“东坡热”的鼎盛时期。当时高丽的文坛代表李奎报在《全州牧新雕东坡文集跋尾》中，对东坡文集受到追捧的情形做了详细记述：“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时所尚而已。然今古已来，未若东坡之盛行，尤为人所嗜者也……自士大夫至于新进后学，未尝斯须离其手，咀嚼余芳者皆是”，甚至在蒙古入侵高丽时，东坡文集“不幸为虏兵所焚灭”，全州“太守以为古之人尚有临戎雅歌，投戈讲艺者，文之不可废”，并以尚州摹本的东坡文集为基础，进行了重新雕刻。高丽中期，人们认为东坡“可以与少陵并驾”，借用苏诗的题材，模仿苏诗的辞章用句，活用苏诗诗句，借用苏诗之韵进行次韵、和韵之作，更是层出不穷。当时的文坛代表李仁老、李奎报、林椿等人深受其影响。李仁老是朝鲜半岛文学史上第一位模仿东坡的《和陶归去来兮辞》创作“和陶诗”的诗人。高丽诗论家崔滋在《补闲集》中曾这样评价：“今观眉叟（李仁老）诗，或有七五字从东坡集来”，“观文顺公（李奎报）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语”。林椿也在《与眉叟论东坡文书》中云：“仆观近世东坡之文，大行于时，学者谁不服膺呻吟。”东坡诗文无疑给高丽文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坐标，这种大量的模仿极大提升了汉诗的创作数量，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正如崔滋所指出的：“近世尚东坡，盖爱其气韵豪迈，意深言富恢博，庶几效得其体也。今之后进读东坡集，非欲仿效以得其风骨，但欲证据以为用事之具。”

    高丽后期（1271—1392）的学苏热潮虽不及中期，但东坡依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后期的文坛代表李齐贤曾亲自拜访过眉州的三苏祠，并作《眉州》一诗，称赞三苏父子“联翩共入金门下，四海不敢言文章。迩来悠悠二百载，名与日月争辉光”，并以“金门非荣，瘴海何惧。野服黄冠，长啸千古”之句，将东坡受贬时的豁达表现得淋漓尽致。“丽末三隐”之一的李穑更是自少时便读东坡集，其在诗中提到“长松影里读东坡，定水高谈似决河”“苦热西风自有时，平生喜读老坡诗”。李穑的个人经历与东坡极为相似，因正直敢言多次遭到流放，流放生涯令其对东坡诗的思想内涵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尝以东坡自比”。

    朝鲜王朝时期（1392—1897），东坡的影响呈现出一个“V字”过程。朝鲜王朝建国之初，文坛“承胜国之绪，纯学东坡”。但随着朱子学统治地位的逐渐加强，尤其是在朝鲜王朝中期（1506—1637）“儒学双璧”李退溪和李栗谷的继承和发展下，朱子学成为朝鲜王朝唯一的正统思想，与朱子学相对立的苏学自然受到了抵制。加上东坡的“反高丽观”及其部分诗文句句用典、隐晦难解等，于是，东坡受到了不少大儒的批判。但之后朱子学日渐式微，部分朝鲜王朝文人又重新提倡苏学，并以此作为反朱子学的重要依据。东坡虽在朱子学盛行时期受到不少否定评价，但有趣的是在这一期间也不乏对东坡旷达之语的赞美之声。而到了朝鲜王朝后期（1637—1897），受清代苏东坡研究热潮的影响，文人的慕苏之风又再次掀起。

    如果说东坡在高丽时期产生的影响主要是被视为创作的最高典范，对汉诗的创作起到了极大的借鉴作用的话，那么，在朝鲜王朝时期，文人们则被东坡的人格魅力及其诗文的思想内涵所折服。他们更多地沉浸于对东坡艺术行为的关注上，不少失意政客更是视东坡为人生的理想典范，在现实中模仿东坡的艺术行为，以求引发共鸣。如在朝鲜王朝时期本土文学的代表“时调”中也隐隐存在模仿东坡的痕迹。最伟大的时调诗人尹善道，其代表作《渔父四时词》中流露出的思想与东坡的《渔父四首》极为相似，都是追求超然物外，与世无争。还有著名时调《铁岭歌》也与东坡有着极深的渊源。东坡曾在密州作《水调歌头》词，相传宋神宗闻后感叹“苏轼终是爱君”，并量移汝州。这一佳话亦为朝鲜王朝文人所熟知，故而李恒福在被贬途中为表忠君之情，便效仿东坡创作了《铁岭歌》，其好友李廷龟则多次在诗中视《铁岭歌》为“水调歌声”，云“水调歌声满洛城”“水调空传岭外文”。之后的大学者宋时烈更是模仿东坡的《水调歌头》体式将韩文时调《铁岭歌》重新翻写为汉文。可见，时调这一朝鲜王朝时期本土文学的创作也从东坡的诗文及人生经历中获取了一定的灵感。

    除此之外，东坡的前后《赤壁赋》更是深受朝鲜王朝文人，尤其是经历党争士祸、退隐山林之士的喜爱，由此催生的“赤壁文学”绝对是朝鲜王朝时期文学和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亮点。丁希孟认为：“赤壁之游，使无子瞻之赋，则赤壁不过高山大江而已。”不少文人更是“兴来长吟子瞻之二赋”，“手把李白杯，口咏苏赤壁”。《东人诗话》的著者徐居正也尤为推崇东坡，说“予谓，古人以苏老前后赤壁赋，为一洗万古”，还写下了“醉里犹吟赤壁赋，更随明月上孤舟”“追忆先生四百年，赤壁风月还依然。我今为赋赤壁诗，欲唤先生酹一卮”等诗句。不仅如此，朝鲜王朝文人还模仿苏子赤壁泛舟之举，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以李荇、朴訚为代表的海东江西派文人，把汉江绝壁假想为长江赤壁，并模仿苏子泛舟，云：“拟把汉江当赤壁，何妨壬戌作庚辰。”除汉江赤壁船游外，还有在其他各地举行的泛舟活动，如“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会于宣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泛月东江”“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赋赤壁之夕也。权君一甫语余，欲泛舟四郡山水之间，以续故事”等。但其中最著名的是尚州的洛江船游，自1196年李奎报隐居尚州与友人泛舟洛江创办诗会开始，一直持续到朝鲜王朝后期1862年，666年间共举办了51次诗会，并有《壬戌泛月录》留存于世。2002年韩国尚州延续了先前的传统，举办了第52届“洛江诗祭”，从汉诗中重新领略古人赤壁泛舟之风流，并以现代韩文的形式进行诗歌创作。此外，在朝鲜王朝后期盛行的“东坡祭（拜坡会）”，也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东坡祭受清代学者翁方纲的影响，于东坡阴历生辰之日，挂东坡笠屐图，进行祭祀，即兴和诗。但据调查，“东坡祭”在韩国的举办一直维持至近代，最后一次举办是在1945年。

    总之，东坡及其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评价虽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影响的持续时间是极为久远的。东坡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及影响，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大盛事，更是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

    （作者：许宁，系韩国全北大学BK21韩中文化和而不同创新人才培养事业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