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延安八一敬老院,斑驳的树影下,三三两两的老人在院子里聊天休息。因为听力不好,他们的交谈声在安静的院子里显得特别大,大得就像他们当年战火连天里的呐喊声。
这些身穿绿色戎装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虽已百岁上下,但他们身上永远闪耀着革命军人的光彩。
老红军的“宝贝”
按照陕北虚岁的说法,1921年出生的退伍老红军康文华今年99岁。他有几件“宝贝”收藏在一个上锁的箱子里,从不轻易示人。8月6日,康文华破例从箱子里拿出他的“宝贝”,一枚“独立自由奖章”、一枚“解放奖章”、一枚“八一勋章”、一枚“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穿上褪色的军装,佩戴好这些奖章后,老人出现在记者的眼前。
康文华气色红润,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老人的耳朵在打仗时被炮弹震坏了,只有大声呐喊才能与老人交流。康文华是佳县人,1924年父亲逃荒时用筐子把他挑到了延安,他14岁的时候参加了刘志丹在延长的游击队。不久后,游击队被整编为红28军,成为正规部队。
“平型关战役主要是115师在打,战斗进行得很惨烈,最后都变成了肉搏战。但那一仗咱们打赢了。”康文华说,平型关战役把日本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板垣第5师团第21旅团一部歼灭了。战斗胜利后,整个部队官兵比过节还高兴。
1942年,康文华参加了抗大第八期学习,随后,被分配到山西皮定均太行军区第七军分区司令部——豫西游击支队任排长,后来因表现突出升至连长。
抗战胜利后,康文华所在部队先后参加过许多战役,在平汉战役中,他的耳朵被炮弹震坏了。
从1949年到1958年,康文华一直在北京军区后勤公司工作。1962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家乡建设,他带着妻子及4个孩子回到了老家宝塔区临镇麻黄塬村。直到1978年,远在北京的康克清老大姐打听到康文华已经回到老家麻黄塬村后,从北京给他寄来了问候的信件。康克清在信中说,如果生活上有什么需要,只管找当地政府。也正是这封信件,才让民政局的同志确定了康文华的身份。2006年,麻黄塬村移民搬迁,政府在石村修建了窑洞,康文华家分到了4孔石窑,日子越过越好了。
据康文华儿媳李常芬讲,回到石村的这些年,公公一直跟他们住在一起,生活再困难,老人都不愿意开口向政府提要求。他们全家人也都知道,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公公一生正直,不愿意给党和政府增添丝毫麻烦。公公常说,自己的日子要自己过,不能靠别人,不能沾公家的光。
尽管已经是99岁高龄,但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至今仍影响着康文华。在家中,老人依然保持着规律的作息,每天下午,日历必须翻到明天,睡觉起床都必须严格遵守时间,就连吃饭吃药也必须掐着时间点。康文华时常要求家里人:什么时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拖延,也不要找任何借口,该做的事情必须认认真真做完。
李常芬说,公公一生非常简朴,从来不剩饭,穿衣服也非常朴素,今天穿的旧军装平时在家都舍不得穿。在老人的影响下,“勤俭节约、为党工作、永记党恩”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家风。记者看来,除了战争年代浴血奋战得来的勋章,这些好家风也是康文华的“宝贝”。
任何时候不给组织添麻烦
“我没事就爱来敬老院转转,看见老人们依然康健,就好像看到我的外婆还健在一样。”老红军刘天佑的外孙雷勇告诉记者。虽然外婆已经去世10年了,但雷勇还时不时来到这里,因为外婆最后5年的时光就是在八一敬老院度过的,与外婆感情极深的他,常常来此寄托哀思。
刘天佑1916年元月出生于四川巴州县,2009年去世。7岁时父母双亡,她靠给大户人家打短工维持生计。1933年10月,她参加红四方面军从事宣传工作,12月调妇女独立团担任军事教员。1935年8月,年仅19岁的刘天佑随部队长征,翻越雪山,曾两次过草地。1936年9月到达甘肃会宁,在部队医院做医护工作,1937年初到达延安;1938年12月,刘天佑因病退伍,后在安塞县招安乡成家,养育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雷勇就是她大女儿的孩子。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家6个孩子,如果没有外婆外公的接济,日子可真是难以为继。”雷勇回忆,因为外公外婆都是老红军,国家给他们一定的补助,外婆用这些补助接济子女,同时不许他们找组织搞特殊。“外婆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刘天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20世纪90年代,招安镇拉有线电视网,老红军的这笔费用可以减免,但老人不同意,自己找到了当时的镇党委书记,坚决补上了这笔费用。
“红军能走到延安,比我们从书本中了解到的更艰难更苦。”雷勇说,当他小时候问外婆,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是不是只能吃皮带,外婆告诉他,哪有那么多皮带啃,长征中能坚持下来,都是靠吃的雪和草。雷勇说,外婆一辈子坚强、善良、乐于助人,与她的长征经历不无关系。
“外婆从没给我们讲过什么豪言壮语,但是,她一辈子忠于党和国家,对身处的时代满怀感激,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她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本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