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八佾》“文献”礼源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经验·横渠书院笔谈】  

    “文献”一词，在传世典籍中首见于《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对这段话，汉宋学者的解释略有不同。汉儒包咸注云：“征，成也。杞、宋，二国名，夏、殷之后。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包注从语音的角度，以“成”释“征”，这对本句的理解尤为关键，但并未对“文献”的含义作出解释，或者说，此时的“文献”还没有解读的必要。百余年后，汉末郑玄沿袭包咸“以音释义”的方式，补充说：“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郑玄对“文献不足”何以不成礼感到困惑，因此用贤才来释“献”，以表明“文章贤才”的缺乏是杞、宋两国不能行其旧礼的主要原因。自此开始，“文献”一词就从原文之中独立出来，与“文章贤才”画上了等号。而这个等号，仍不能很好地解释“不足以成礼”的原因。

    宋代的朱熹就提出疑问，既然孔子能说夏殷之礼，为什么杞宋二国不能行礼呢？看来汉人所说“不足以成礼”的解释大有问题。于是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杞，夏之后。宋，殷之后。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朱熹将“征”解释为“证”，认为“文献”就是两代所载的文本典籍和贤人言论，孔子不能用自己所听闻的言论与典籍记录相对应，因此无法验证对错。这样的解读的确比汉儒要通顺明白，此后“文献”也就代指文字记载的前贤制度与思想，进一步扩展成记录人类历史的各种数据资料，这也就是今人所用“文献”之基本含义。

    那么，包咸、郑玄为什么想不到“征”与“证”之间的关系，而要泥于“征（徵）、成”之论呢？从古音来看，“征（徵）”与“证（證）”同属于蒸韵，声母相近，几乎是同音字。而“征（徵）、成”在声韵母上都有距离。包、郑两人舍近求远，必然是认为在语义上“成”与“征（徵）”更为接近。段玉裁注《说文》“徵”字说：“徵，召也。按：徵者，证也、验也。有证验，斯有感召；有感召，而事以成。故《士昏礼》注、《礼运》注又曰：‘徵，成也。’依文各解。义则相通。”段注中排列了“徵”从“征召”到“验证”到“事成”的引申过程，所提出的“依文各解”概念是符合汉儒解经本意的。因此，我们还要回到包咸、郑玄所说的“以礼成之”来重新审视“文献”在《论语》原文中的意义。

    汉儒释“征（徵）”为“成”，在《论语》以外的文本解读中也有体现。《仪礼·士昏礼》“纳征”条，郑注云：“征，成也。使使者纳币以成昏礼。”贾公彦疏：“征，成也。纳此则昏礼成，故云‘征’也。”文中所纳之“征”，看似是婚礼所需要的币帛，实际指的是完成礼仪的事实验证。由“征用币财”到“验证礼仪”至“礼仪完成”的“纳币则成之”与《八佾》中“足（文献），则吾能征之矣”并无二致。因此，“征”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文献内容的对比验证，而是可否据此成礼的实践征验。

    《礼记·礼运》中有一段和《八佾》内容相似的记载，可以作为“征”并非单指文本验证的补充：“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孔子想要观看夏、殷时期的礼仪，所以到周代主祭夏、殷两朝宗庙的杞国、宋国实地考察，结果是两国不能成礼，只能得到反映两朝礼制的《夏时》《坤乾》两部著作。

    周礼是夏商两代的延续。《左传·昭公二年》记周代礼典云：“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夏时》《坤乾》《易象》构成三代礼制；鲁国史书《春秋》是周公礼典实践的具体记录，可谓全备。这样看来，无论是典籍制度，还是实践参考，验证前代礼制的资料并不匮乏。在《礼运》的记录中，孔子就以《夏时》《坤乾》为根据，详细说解了以祭礼为主的礼仪执行过程，如“故玄酒在室，醴、盏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等内容，都是可以用来指导夏、商礼仪实践的。

    文有《夏时》《坤乾》，献（贤）有孔子之言。典籍制度、贤人言论都已齐备，仍旧不能成礼，其不足究竟在何处呢？《礼运》郑注给出了一个答案：“征，成也。无贤君，不足与成也。”孔疏：“谓杞君闇弱，不堪足与成其夏礼。然因往适杞，而得夏家四时之书焉。”注文所说“与成”是指“参与典礼，配合完成典礼”之意。虽然《夏时》《坤乾》记录了夏商两朝的礼仪制度，但却不能执行。其原因在于杞、宋两国国君实施礼制的能力不足。孔子前往杞、宋两国的目的是为了观礼以求实证，结果只得到了文献典籍，由于两国无力演礼，连孔子本身的经验（贤人言论）也没有派上用场。因而，所谓“文献”不足，并不是指典章制度和贤人言论的不足，而是如孔颖达所说：两国之君闇弱，不能按照礼制完成祭祀活动。郑玄注“文献”所云“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指的也是这个意思。“文章”指礼法制度，“贤才”指才能，在郑玄注中都有相应的用法。如《礼记·大传》：“考文章”条，郑注云：“文章，礼法也。”《仪礼·士冠礼》“古者五十而后爵”郑注云：“周之初礼，年未五十而有贤才者，试以大夫之事。”

    两国国君不明前代礼制，称为“闇”；才能又不足，不能管理好封国，就是“弱”。所以不能按照礼制来执行典礼，守卫先祖法度。如果国君明习前人之礼制，又有能力贯彻执行，孔子就可用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来“与之成”，将所知的礼法制度和实际演示互相对应，即所谓“足，则吾能征之矣”。

    国君“文献”之能，为什么要通过礼仪制度来展现呢？我们还是回归到“文献”的本义来谈。“文”有美善之意，《礼记·乐记》郑注云：“文，犹美也，善也。”“献”指用动物祭祀宗庙。两者连在一起，应指一种美善的祭祀。礼敬祖先、尊重自然的盛大祭祀礼仪是中华民族古代礼制的首要组成部分，国君所具备的“文章贤才”就是实施“文献”的能力，故可用“文献”代指。

    比起普通祭祀，“文献”对祭祀对象、祭祀者与财货物力的要求都较高。《礼记·礼器》提出：“一献质，三献文。”孔疏：“‘一献质’者，谓祭群小祀最卑，但一献而已，其礼质略。‘三献文’者，谓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群小祀礼仪为文饰也。”三献之文高于一献之质，礼敬的神也较为尊贵，社稷就属于“三献”之列，也是杞、宋国君祭礼的主要对象。《礼记·礼运》有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谓大假。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作为二王之后的杞、宋两国，祭祀先祖社稷的“文献”只是基本要求。国君要亲行祭礼，以求福佑，不能委托宗祝巫史，否则就不符合礼制。能得到天道肯定的国君，必然不能闇昧懒惰。行“文献”之祭，既是国君尊重礼制、恪守其职的主观认知，更是勤于国事的客观表现。

    勤政必然国强，国强则物力丰厚，执行礼制也就更有保障。《史记·平准书》载汉初立国，连同样毛色的马都找不出四匹来，将相出门只能乘坐牛车。解决的办法只能如《叔孙通传》所云：“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而《春秋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郊礼使用的牛既要有精通卜算的人才先期占卜，又不可毁伤。由此可见，没有强大的国家文化和经济实力，将无法顺利完成规范的礼仪活动。

    回看孔子生活的时期，正是礼崩乐坏之际，诸侯多不勤政，反映管理实绩的礼仪活动常常荒怠，《八佾》就记录了鲁君不亲临祭祀场所告朔听政，而遭到孔子批评之事。在这种环境下，能体现国家实力的高等级“文献”必然受到孔子的重视。《礼运》记下了孔子对此的感慨：“於呼哀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吾舍鲁，何适矣！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郑注：“非，犹失也。鲁之郊，牛口伤，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从，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孙不能奉行兴矣。”管理水平下降，国家实力不济，率先表现在简慢祭祀的“非礼”之上。据《左传》载，宣、成公时饲养祭牛不当而有死伤；而僖、襄、成公时不依时卜算，以致不吉而不祭祀。既不尽心力，又有失礼制，周公之德无以为继，鲁国实力衰减，郊禘之礼亦不可观。

    孔子欲观夏、殷之道，其封国之君不能恢复前代礼制。又欲观周道，而经历周幽王、周厉王的丧乱，周王朝实力衰退，亦不能按照法度执行周礼。鲁国虽因周公封地享有天子之礼的标准，可惜实力不足，只能从简。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接续而成的礼仪制度，并不是一套停留在纸面上的文献读本，而是以国家管理水平、经济实力、文化力量组合而成的“文献”活动。而“文献不足”之叹，正是其时天子诸侯实力衰败的实况再现。包咸注文“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可谓确诂。

    （作者：夏国强，系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