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之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对中国3000亿美元贸易品征收10%关税的初步决定,让世界再一次看到了美国贸易霸凌主义的出尔反尔、毫无诚意。8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以战略定力应对言而无信”中美经贸问题研讨会,邀请了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聚焦美国贸易霸凌主义新阶段的表现,深入分析背后的原因与未来趋势,研讨中方应对之道。美国的出尔反尔是其一贯的伎俩,而中国的底气来自于十九大以来的各种富有远见、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战略举措,以战略定力来应对言而无信,这是与会专家学者的共同心声。
谈判进入相持阶段
美国愈显焦虑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在发言中一语道破美方已经“用疲”的谈判伎俩——高开价、左右变化、最后极限施压。但中方不为所动,“从战略定位、谈判策略,以及整体的中短期应对的策略上来看都越来越成熟了。”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郎丽华认为中美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中美高层会晤、多轮谈判,到美国出尔反尔的态度以及极限施压手段,中美之间双方信任的基础发生了变化,这为达成协议制造了更大的难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洪俊杰认为,中美谈判目前从试探期转变到了相持期。“试探期阶段双方频繁地接触,互相出牌。到了相持期,美国觉得中国的出价跟它的期望存在差距。在这个阶段不光要比实力,还要比耐力。”他预测,下一步中美之间的谈判是否取得进展,主要取决于美国国内的变化,如美国国内政治、经济、选举以及外交形势的变化。
自中美经贸摩擦以来,美国政府夸下的海口并没有实现,中国出乎其意料的“能抗”打破了美国的“速胜”幻想。与会学者认为,本届美国政府近来的一系列举措凸显了越来越焦虑的实质,但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必然性决定了经贸摩擦的长期性、艰巨性,但无论如何中美之间不会“脱钩”。
南开大学前副校长佟家栋说,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就开始检讨为什么中国会迅速崛起,因此中美贸易战是一场战略性贸易战。“美国所奉行的就是寻求以最小的损失换取对方最大的损失。”佟家栋进一步阐释道,美国实施的是双输的贸易战战略,用美国可以承受的一时损失,击垮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使中国经济难以复苏,再现日本式失落的十年。“应该可以看到,中美贸易战乃至战略竞争是长期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美国三分之二之后,美国朝野就非常紧张;而中国发布‘中国制造2025’以后,美国甚至出现了中国恐惧症。”
对华打贸易战无法“速胜”、国内政治压力陡增、国际经济复苏缓慢……与会学者认为,这一系列压力让本届美国政府越来越焦头烂额。“我们可以看到一年多来美国整体贸易发展是非常迟缓的,贸易逆差还在扩大。”山东财经大学校长赵忠秀介绍道,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也很稳定,焦点是货物贸易。而美国的出口,今年上半年比2018年上半年相比只增加了5亿美元,也就是基本零增长的状态,而其中货物贸易是负增长。“也就是说,通过关税的办法来增加美国的出口,这个目的没有见效。”美国从中国缩减的贸易逆差,都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体而且扩大了,这也导致更加低效的重新配置——成本更高、产品质量更差,美国的消费者才是实际为此买单的。“美威胁加征关税的3000亿美元产品中相当大一部分是最终消费品,如果说前两轮加征关税实际上有意避开对最终消费者直接的冲击,那么这一次如果真的加税则是全覆盖了,对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影响非常大。”事实证明,让制造业回到美国,不仅在短期内,甚至在中期内都是不现实的。
“从大趋势上来看,美方其实比中方更需要一个协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表示,根据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加征关税的影响主要都传递到美方的物价中,最终会反映到美方CPI的提升,而农产品更是对美国农业已经造成了非常典型的影响。“美国大豆出口的64%因为中方反制受到影响;高粱出口的89%因为中方反制受到影响。”同时在政治上,美国大选迫近,能否达成贸易协议,能否兑现选民的要求,是美国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对于威胁征收关税的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余淼杰表示,加征关税的消费品达到40%,对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只会更大。同时,这3000亿美元产品中涉及手机、笔记本电脑虽然是中国的产品,但是大部分零部件从美国进口,美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对于中美关系,霍建国认为双方从来没有将对方称为敌人,因此美方个别人提出的“脱钩论”是站不住脚的。“从经济上来看完全的脱钩是不可能的,而且很多经济往来、贸易投资往来是企业决定的,而不是政府说断就能断的,“脱钩论”是不可行的、不现实的。”洪俊杰也认为,中美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当前,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关系,不受政府所控制的。在教育、人文交流、企业关系等方面,是不可能完全脱钩的。”但他同时也指出,在某些领域存在放弃接触的倾向,比如美国在高科技领域采取遏制战略。“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理性看待,一方面要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另一方面要防止问题扩大化。”
中国稳如磐石
斗出一片新天地
霍建国指出,中方一直表示要坚定捍卫国家根本利益。“现在的定位很清楚,就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做好这一点有利于缓解我们的损失,增强斗争的底气,这非常关键”。如果中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实现各个重大方面的突破,美方就不可能得逞。“保持政策定力,以不变应万变。宏观上、微观上配合好,我相信中国是不可撼动的。”
“我们要通过贸易战,展示中国经济的承受力,打出一个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良好环境。”佟家栋认为,过去一段时间贸易战、科技战乃至金融市场的相互激荡,使我们认识到没有战略性的科技竞争力,就经不起科技战,更经不起贸易战的冲击和打压。因此要用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抵消可能因为贸易战带来的经济增长的放慢。要充分认识到抓住信息产业、航空产业、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机遇,扩大高科技产业的产值,保持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外部压力成为常态,也给了我们变压力为动力的战略机遇。”赵忠秀认为,要用好中国巨大的市场,用好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以及现在的制度优势、体制优势,进一步开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经济是基础,中国提供的‘一带一路’等机会有足够的吸引力,有理性的人都会做出明确的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程大为认为,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国际关系上,中国都拥有更长远的比较优势。“我们拥有更加稳定的社会制度。中国人民能吃苦,有韧劲,理解党和政府,这种特点有助于我们赢得长期的政治博弈。”
“从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经济有韧性,能够抵抗外部的冲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王孝松用数据说明,上半年GDP增长率为6.3%,失业率5%左右,核心CPI为1.8%,国际收支较为平衡,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能保持这些经济数据的稳定不容易。与此同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各自发挥作用。对外出口同比增长6.1%,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社会领域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制造业技术改造的投资都实现了10%以上的增速。“贸易战除了对出口本身的影响之外,还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局部的行业可能会受到冲击,但这也为中国整合产业链,提高就业水平带来了机会。”他认为,可以借此机会淘汰低端产业,培育和发展中高端产业。“当然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国家的合理引导、完善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以及企业家精神。”
“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其中有几个槛必须要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表示,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由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变量构成的。“我们现在经历的经济斗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适度的外部紧张关系对国内建设、国家认同、政治稳定反而是有好处的。‘实力是打出来的’。”
(本报北京8月5日电 本报记者 张斐晔 何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