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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30日 星期二

    准确把握教育对外开放的科学方法

    作者:袁靖宇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30日 13版)

        【论教】

        对外开放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在世界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剧烈交锋,充满空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键当口,总结教育对外开放的经验教训,把握教育对外开放的科学方法和政策导向,推进高质量的教育对外开放,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对外开放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2001年),打开国门,扩大派遣留学生成为教育开放乃至国家整体开放的突破口。1979年中美建交,翻开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同时也对世界格局的演变带来深远影响。适应国家中心任务由阶级斗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我国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并强调在国际事务中韬光养晦。面对国内国际风云变幻,我们经受住了苏联东欧剧变的冲击和西方制裁的考验,积极改善国际环境,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这一阶段,出国留学是教育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高校师资是公派留学的主体力量。不论外部条件如何变化,这一政策始终得到坚持。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多元化的需求,高等教育试图突破苏联模式。1986年南京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共同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最早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项目。

        第二个阶段(2002-2011年),教育对外开放呈现合作大于竞争的特征,在国际经验本土化的基础上出现中国经验国际化的趋势。2002年正式加入WTO,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也开启了全面学习借鉴国际教育先进理念、融入世界教育发展潮流和趋势的过程。伴随世界上“中国崛起论”的流行,我国“在国际上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努力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建构建设性、负责任的国际形象。2004年,我国开始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国际教育援助也在迅速增加。2009年上海中学生首次参加OECD组织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取得优异成绩,引起世界关注。2010年,国务院颁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首次提出“教育国际化”的概念。教育对外开放呈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和资源并重、服务教育与服务国家大局并重的态势。2011年,中国超过法国,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大国,

        第三个阶段(2012年-),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进入我国政策日程,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发生摩擦。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2011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增强。一方面,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推进全方位外交布局,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治理和地区治理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精英阶层的无能,种族暴力事件和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不时爆发,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自信。国家发展格局和外交战略赋予教育输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使之成为中国对未来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一种外交投资形式。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教育总体水平超过世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后,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关注点似乎更多地由国际借鉴转向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另一方面,美国继2017年将我界定为主要战略对手和竞争者,2018年对华政策从合作与竞争并重转为以遏制为主的状态,2019年开始全面限制双边教育、科技、人文交流。

        危机当前,沉着应战,我们必须以高质量的对外开放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对外开放推动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是,我们真的把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想清楚了吗?我的观察是可能还没有。我们的本领长了,心气也高了,某种程度上心气比本领长得还快。有两个数据可以部分反映中国高校人才培养竞争力在世界参照系中的表现。第一个数据,目前全球GDP前十强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印度为国际学生净流出国,且流出量呈持续增长趋势;2017年中国的国际学生净流出人数为71万人。不仅如此,中国低龄留学成为趋势。第二个数据,根据相关高校调查,国际学生选择来华留学攻读学位课程,主要看中学费低、留学环境、地缘优势而非专业设置、课程质量方面的因素。我们要自信,更要自省。放飞梦想,要从脚踏实地做起。

        实现高质量的教育对外开放,必须准确把握教育对外开放的科学方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决定看法,方法决定做法,方法决定成败。

        一要坚持全球视野中的历史方位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由世界教育追赶者向并跑者发展的过程特征没有变——这是我们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出发点。坚持历史方位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中国教育世界教育追赶者地位没有变的“质”与教育总体水平超过世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的“量”之间的关系、东西方教育相向运动和时代规律推动中国地位大幅提高的“正变量”与对外开放的风险和挑战在增加的“负变量”之间的关系,扩大和加快教育对外开放,主动作为,化危为机。

        二要坚持问题意识中的全局思维方法论。一是从发展我国现代化事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教育对外开放面临的问题,把握贯穿其中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开放可能带来的教育主权遭到侵蚀、文化安全受到威胁、教育公益性被消解、教育质量保障和资格认可方面的风险要有足够的警惕和预防。二是注重协调发展和稳定持续发展,善于面对和把握教育对外开放中大量存在的中间状态、过渡状态、无序状态,防止主要矛盾解决后次要矛盾的激化、转化。三是重点突破,把握整体推进的关键环节,着力构建能够适应开放世界的教育内部结构特别是现代治理结构;对标《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制订扩大和加快对外开放的行动方案。

        三要坚持战略思维中的全球伙伴方法论。中国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具有平等性、和平性、包容性的鲜明特征。中国已经基本构建了全球教育合作伙伴关系网络,与180多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教育交流协议,与5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坚持全球伙伴方法论,必须突出提升中国教育实力和创新能力这个首要和关键,确保来华留学质量和涉外办学效益的重点,攻克人文交流有效性的难点,把握“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新的增长点,整体推进由伙伴关系联结起来的教育对外开放。

        (作者:袁靖宇,系江苏省教育厅副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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