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新中国文学记忆·1978】

    1978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著名诗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轰动一时。这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誉为报告文学的“报春鸟”，曾经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奋斗，为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奋斗。它让人们重新认识了数学家陈景润，认识了人才和科学的重要性。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已故的陈景润获得了“激励青年勇攀高峰”的荣誉称号。他的事迹还将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继续奋进。

这样的“科学怪人”好不好采访？

    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发表后轰动一时，在40多年后的今天仍常常被文学界和读者提及、谈论。

    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是怎样产生的呢？

    说来话长，在具体谈到《哥德巴赫猜想》的创作与发表经过之前，有必要先讲讲当时的社会氛围，因为它们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互为因果的。

    20世纪70年代末组织这篇报告文学是缘于当时中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自然需要依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是非被颠倒，“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粉碎“四人帮”后，中央花了很大力气拨乱反正，尤其是要正确评价知识分子的地位和重要作用。在这个时代环境下，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动员和组织科学家的智慧力量，投入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

    获此信息，《人民文学》的编辑们深受鼓舞，大家干劲儿很足，自觉地想到了自己担当的责任和使命，遂决定结合文学创作积极参与这次重大科学活动。我们编辑部内部在开会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大家都认为若没有知识，尤其是没有知识分子，怎么搞“四个现代化”？而作为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如能在这个时候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作品，比如重点选取这一领域中先进的、典型的科学家作为对象，然后请有实力的作家来写一篇报告文学，既可借作品响应思想解放的号召，又可以呼吁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这便是我们当初一些朴素真实的想法。

    然而，写谁好呢？又请谁来写呢？就这两个问题编辑部展开了讨论。对于报告文学来说，选题和选作者同样重要，如果两者都选准了，这篇作品就可以说有成功的把握了，否则很可能会失败。这当然就很费踌躇。

    突然间我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个故事，即一个外国代表团来华访问，成员中有人提出要见中国的一名大数学家陈景润教授。因为，他从一本权威科学杂志上看到了陈景润攻克世界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学术论文，十分敬佩。知悉后，我国有关方面千方百计寻找，终于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这位数学家。

    谁也不知道他取得的这一了不起的成果。“文革”中，陈景润慑于对他走所谓“白专”道路的严厉批判和打击，甚至一度想要自杀。最终他挺了过来，冒着风险，埋头潜心于论证。平时他将自己关在一间6平方米的宿舍里，趴在床上日夜演算，反复论证，刻苦钻研，悄然攻关，不事张扬。

    他率先突破了这一道世界难题，惊动了国际数学界！

    应该说，这是一位有贡献的科学家。然而同时坊间又传出许多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笑话和“自私”行为，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不管怎样，我们决定先试一试。

    那么，找谁来写好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徐迟。

    徐迟虽是一位诗人，但他做过新闻记者，写过不少通讯特写。他发表在1962年《人民文学》上的人物特写《祁连山下》，描写一位敦煌艺术家的创作事迹，在当时反响颇好。应该说他比较熟悉知识分子，如果请他来写数学家陈景润，估计能写得很好。

    于是我挂了长途电话到武汉，寻找久违的诗人。时值1977年深秋，这年，诗人已63岁。经受了十年“文革”的痛苦折磨，盼到了“四人帮”垮台，他，一个热情的歌者，焕发了精神，增添了力量，他多么想放声为祖国歌唱！听得出，徐迟在电话里的声音非常激动，对于我们邀请他来北京采写陈景润一事，他很高兴，但只是说“试试看吧”。一是他觉得数学这门学科他不熟悉，更不懂；二是听说陈景润是个“科学怪人”，尽管他突破“哥德巴赫猜想”有贡献，成就是了不起的，但这样的“怪人”好不好采访？

    因此徐迟有些犹豫不定，只说进入采访后再决定吧。

    果然，他抵达北京后不几天，接触到几位老朋友，大家一听他来写陈景润，也都好心劝他换个题目，认为陈景润是个是非之人，有争议的人，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这时，我告诉他，我已同中国科学院有关方面联系，得到了院领导方毅同志的支持，他说：“那太好了！”并告诉我，他向一位老同志征求意见，那位老同志说：“陈氏定理了不起啊！应该写。”

    这位老同志是谁呢？我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徐迟的姐夫、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将军的支持，坚定了徐迟的决心。

“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一个艳阳秋日里，我和王南宁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中关村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接待我们的是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同志。这是一位深受科学家爱戴的专业军人干部，陈景润对他十分信赖，什么心里话都跟他说，如同亲人一般，这是很难得的。在办公室，老李热情地向我们讲述着“小陈”钻研科学的故事。不一会儿，他离开办公室，带进来一个个头不高、面颊红扑扑、身着一套普通旧蓝制服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进门便和我们热情握手，直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老李这才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小陈，陈景润同志。”

    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了陈景润。李尚杰向他说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我又特意向他介绍说，我们特约徐迟同志来采访你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难关、登攀科学高峰的事迹，准备写一篇报告文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他紧紧握住徐迟的手说：“徐迟，噢，诗人，我中学时读过你的诗。哎呀，徐老，你可别写我，我没有什么好写的。你写写工农兵吧！写写老前辈科学家吧！”徐迟笑了，为了缓解气氛，便对他说：“我来看看你，不是写你，我是来写科学界的，来写‘四个现代化’的，你放心好了。”小陈笑了，天真地说：“那好，那好，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于是我们便随意交谈起来。徐迟问他“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正是难度最大的阶段”。他说他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说着，他便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然后，他充满信心地说：“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接着，他告诉我们，不久前他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封邀请函，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他说，据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的学者3000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仅十来名，其中，亚洲只有两名，一个是日本学者，一个便是他自己。他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院领导。

    当时，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接见了他和李尚杰书记，关切地对他说，你是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

    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这么关心他，他从内心里感激！

    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考虑，并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他很快写了一封回信。信里大致有如下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

    回答是何等富有原则和智慧！简直就是外交公文。

    这，出乎我们的意料。他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傻”，那样“痴”，而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接着他又向我们讲述了——实际是控诉“四人帮”借所谓“批邓”，企图利用他栽赃、诬陷邓小平同志的罪恶行径。他说，曾经有几个打着“记者”招牌的人窜到数学所，三番五次地动员他、威逼他，要他写文章“批邓”，并说那就可以证明他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陈景润毫不犹豫地设法拒绝了。

    陈景润还向我们讲述了一些他在“文革”中被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恩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听到这些故事后，徐迟增进了对陈景润的了解，消除了某些误解。当然陈景润也的确有些怪癖，但多半属于性格原因所致。

    他很有耐力和韧性。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挺过来了，能够冒着风险，潜心埋头坚持攻克“哥德巴赫猜想”，这需要多么大的毅力！

    此时，徐迟动情地悄声对我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对《人民文学》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选题，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选题。虽然这件事运作前我们已经汇报给主编张光年，他表示全力支持，但今天这些新的情况必须向他及时汇报。

    当晚，我安排徐迟住进位于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招待所后，立即返回城里，直奔东总布胡同46号张光年同志家，当面向他介绍了当日我们的经历和感受。

    张光年饶有兴味地听着，还不时提问，考虑片刻，他斩钉截铁地说：“好哇，就写陈景润，不要动摇。‘文革’把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不得翻身，现在中央提出搞‘四个现代化’，这就要靠知识和知识分子！陈景润如此刻苦钻研科学，突破了‘哥德巴赫猜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文学画廊？”他示意我说：“你转告徐迟同志，我相信这个人物，相信他会写出一篇精彩的报告文学，就在明年的1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

    主编张光年果断拍板，促成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出世。

在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陈景润解析着世界难题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和大量调查研究。他住在中关村，白天黑夜都排满了采访日程。他重点采访了许多著名的数学家，其中有陈景润的老师，有陈景润的同学，也有现在的同事。有讲陈景润好的，也有对陈景润有看法的。讲好的、讲坏的，两方面意见徐迟都认真倾听。他说：“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地全面地判断一件事物、一个人。”这期间，他花了很多工夫硬“啃”了陈景润的学术论文。我问他：“好懂吗？”他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可能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有一天，徐迟在招待所食堂吃饭，一位女同志知道他是来写陈景润的，便直言劝告他：“别写陈景润。科学院、数学所的优秀科学家多的是，干吗非写陈景润！这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写写数学所杨乐、张广厚也好啊。”当然，采访中赞成写陈景润的也不少。

    很快，徐迟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徐迟多次去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革”时陈景润被毒打而滚下的那个楼梯。但是唯独没有到过一个重要的地方——陈景润解析“哥德巴赫猜想”的那间6平方米的房间。如果不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有多遗憾！

    我们一再向李尚杰同志表达这个愿望。老李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去，只能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儿‘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这天，我和徐迟、李尚杰、王南宁几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老李去敲门，先进屋。我和徐迟过了10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书记有急事，然后争取挤进屋去。

    当我敲响门，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抢先给我们开了门，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和徐迟迅速跨进了屋，陈景润也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其实，哪里能坐呀！我环顾四周，室内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中间常用的一小片地方之外，都落满了灰尘。他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真可谓艰苦奋斗哪！

《光明日报》：“我们高兴地向大家推荐《哥德巴赫猜想》一文”

    徐迟经过深入采访，经过一番梳理、思考和提炼，反复斟酌，几番修改，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终于脱稿了。《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刊发在1978年一月号头条。

    《哥德巴赫猜想》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者热烈反响。许多人争相购买和竞相传阅，首都各大报纸和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纷纷全文转载和连续广播。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哥德巴赫猜想》，2月17日《人民日报》再次全文转载，由此在全国引起轰动。

    “我们高兴地向大家推荐《哥德巴赫猜想》一文。老作家徐迟同志深入科研单位写出的这篇激动人心的报告文学，热情讴歌了数学家陈景润在攀登科学高峰中的顽强意志和苦战精神，展示了陈景润对解决哥德巴赫猜想这一著名世界难题的卓越贡献。”这段“编者按”，刊登在1978年2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当日的这份报纸，只有4个版，却拿出了两个半版面的篇幅，并且还是从头版整版开始，转载了《哥德巴赫猜想》。“编者按”还写道，广大科学工作者和知识分子“会从这里受到鼓舞，受到教育，受到鞭策”，而普通读者则“一定会为我们国家有这样优秀的科学家和这样出色的科研成果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事实证明，这样的判断精准而又切合实际。

    喜欢文学的和平时不太关心文学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也都找来这篇作品一遍一遍地阅读。有人格外喜欢文章中第六节对于“文化大革命”尖锐批判的精彩描写，甚至还能够背诵出来。人们积压已久的愤懑被徐迟痛快地倾诉出来，这正是徐迟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政治敏锐性所在。事实证明，这篇作品的发表，对于当时推动思想解放的大潮，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时间《哥德巴赫猜想》飞扬神州大地，几乎家喻户晓，陈景润也因此名声大噪，天天都有大量读者来信飞往数学所。过了几个月，我和徐迟再去数学所看望陈景润时，他指着堆满办公室的若干满满的麻袋，既兴奋又忧虑地对我们说：“这么多的来信可怎么办哪！”他觉得不回信，对不住热情的读者，也不礼貌。可要一一回复实际上又不可能，他因此感到很不安。

    其中，还有些女孩子写的，有的对他表示同情，有的表达爱慕，愿和他结为伴侣，照料他的生活，甚至附寄了照片。陈景润很善良，也很纯真，这类信，他都放在一起，锁起来。

    同样，作者徐迟每天也收到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他都一一认真阅读。尤其是提出宝贵意见的信，他着意收藏起来，嗣后，在他编辑集子时，参照读者的有益意见做了改动。他特别在集子的后记中说：“应《人民文学》的召唤，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这时，我几乎已从长久以来的冬蛰中苏醒过来。”

    由于他的苏醒，也使许多读者苏醒过来。这正是《哥德巴赫猜想》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社会效应和历史价值。社会上出现了大量自称解开“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爱好者，以至于中国科学院专门写科普文章说明数论研究的难度，建议大家转移精力。中科院院士、数学家杨乐清楚地记得，因为《哥德巴赫猜想》引起巨大轰动，计划招收27名研究生的数学所，吸引了全国1500多人报考，可见大家热情的高涨。

    《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不久之后，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陈景润、徐迟和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满怀深情地说：“（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对这样的科学家应该爱护、赞扬！”

    发表《歌德巴赫猜想》的这期刊物出版时，我正陪同徐迟奔波在遥远的云南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里，采访病中的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这就是后来徐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又一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

    在我们返回北京的飞机上，徐迟用一本印有《人民文学》字样的记事本在记东西，被空姐发现，姑娘惊讶地说：“哇，您老是《人民文学》的？”徐迟笑笑说：“我不是，他是——”他指着我。空姐说：“《人民文学》这一期有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太感动人，太好了！”我说：“他就是作者徐迟。”空姐立即返回前舱取了一个小本，请徐迟签名，直说：“太激动了，太激动了，我竟能见到徐迟老先生。”

    从此，诗人徐迟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发不可收，陆续写作并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四个现代化”、描写科学家成就的优秀报告文学。他漫游在科学的王国里。继《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在湍急的漩涡中》《生命之树常绿》《向着二十一世纪》等报告文学作品后，于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他又开始涉足于高能物理王国，直到生命之息的前几天——1996年12月4日，他的《谈夸克》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为此，《人民日报》在同一天的同一版面上还发表了一篇署名陶钧的文章《赞文学家的科学情感》，文章还向读者指明说，此徐迟即彼徐迟，打消读者可能产生的疑问：怎么，作家徐迟会写起高能物理学的高深科学领域的文章？其实，徐迟已经钻研了好几年夸克了，他说：“在接触这门学问的课程中，领略了许多东西，于是想用文学的笔，把它们挑一些出来介绍给读者。”

    徐迟对科学充满了热情，对科学家满怀感情。他是一位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对科学和科学家他还有满腹文章要写呢！然而，他不幸过早地离世，令我们深感悲痛和惋惜。或许，在天堂里，他会找到先他而去的陈景润，两人仍在继续热烈地讨论《哥德巴赫猜想》呢！

    两位先生名留青史。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在大会上受到表彰。陈景润获得了“激励青年勇攀高峰”的荣誉称号。他的事迹还将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奋进。

    （作者：周明，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曾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