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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5日 星期四

    一家四代的向往 (报告文学)

    ——连长尼都塔生和他的传奇家世

    作者:本报记者 陈劲松 章文 本报通讯员 孙利波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5日 16版)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玉树独立骑兵连连长尼都塔生一马当先,冲锋在前。张永进摄/光明图片

        天际湛蓝,偶有一丝云翳飘过,飞行在青藏高原上空格外稳当。

        从西宁飞往玉树,一个小时的旅程,舷窗外目之所及皆是山:先是纹理袒露的群山,再是连绵起伏的雪峰。当一片青翠映入眼帘时,飞机开始下降,玉树便到了。

        许多人对玉树的印象,还停留在2010年那场大地震。那时的玉树到处残垣断壁,近10年时光过去,玉树早已旧貌换新颜。汽车在公路上悠然前行,茵茵的草原上牛羊结群,随处可见飞舞的五彩经幡,蜿蜒的小河如玉带般飘逸透亮……

        峰回路转间,一座现代化的高原新城猝不及防般出现在眼前——宽阔整洁的街道,人声鼎沸的市集,一幢幢藏地风情的美丽建筑,让人恍有隔世之感。

        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制度优势,在玉树再次创造了翻天覆地的人间奇迹。就像玉树城入口“感恩党,感恩祖国,感恩全国人民”的硕大标语一样,历经地震之殇、发展巨变的玉树人民,对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感恩深沉而浓烈、坚定而质朴。西部战区陆军玉树独立骑兵连连长尼都塔生一家人,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记者面前的尼都塔生一袭戎装,典型的康巴汉子形象:身材高大魁梧,五官棱角分明,双眼炯炯有光,黝黑的脸庞上留着训练的疤痕。

        尼都塔生的家族史连着玉树解放发展史:他的曾祖父升起玉树地区第一面五星红旗、其祖父开创“康巴世族”后代入党先河、其父亲是玉树各族干部的楷模。

        这一切传奇,要从1949年的那次远行说起。

    1、东坝头人最后的背影,飘荡成一面“红经幡”,守望着岁月,守望着子孙们坚毅的脸庞

        地处青海南部的玉树,在新中国成立前仍沿袭千百户制度,最高统治者是清朝政府册封的世袭千户,因当时行政中心在囊谦县,老百姓称其为“囊谦王”。

        “囊谦王”治下有20多个百户,其中的四大百户,在王府为千户轮流执掌大权,办理政事要务。尼都塔生所在的东坝家族,便是四大百户之一。

        1949年初夏,当高原的牧草刚开始由黄转绿时,“囊谦王”才旺多杰带领一支马队从囊谦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北方行进,尼都塔生的曾祖父土登宫保也在其中。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到西宁向军阀马步芳“献礼”,整个马队即由所有百户组成,队伍绵延一里多地,马背上驮着成捆的兽皮和山珍。走在马队最前面的是十几名康巴武士,人人头戴毡帽,腰挂藏刀,背着步枪,威风凛凛。

        马队走了1个多月,在共和县境内暂歇时,遇到北边来的两个人。土登宫保认得其中一个,他是马步芳手下的税务官,会汉语也懂藏语。看二人行迹狼狈,也没穿军装,有些狐疑的土登宫保便上前盘问。

        “官爷,这是到哪里去,咋不穿军装?”

        “你们这是要去西宁?别去送命了!”税务官用藏语回答,“解放军打来了,西宁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赶快掉头回吧。”

        “不是马司令还在西宁吗?”土登宫保有些吃惊。

        税务官突然暴躁起来,带着气说:“马司令?早跑重庆享福去了,留下我们在这里喝西北风,弟兄们都在逃命哩!”

        早就听说解放军要打到青海来,没想到这么快。土登宫保把两人带到才旺多杰面前,再仔细盘问,还是同样的说辞。

        马步芳真的完了,土登宫保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想想前几年,马家军在玉树烧杀掠夺,恶事做尽,这几年不杀人了,每年的赋税却压得族人们有苦难言。想到这里,土登宫保有些敬佩解放军,“那么强的马步芳都给剿了,可真厉害啊”。

        打发掉税务官二人,土登宫保向才旺多杰建议:“马步芳是我们藏人的仇人,仇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解放军给我们报了仇,我们这些礼物不如去西宁送给他们?”

        才旺多杰对土登宫保的话有些心动,遂找来其他百户商议。一群百户一碰头,意见有了分歧,大部分头人持反对意见,表示要带着本族人马返回玉树。土登宫保说服不了他人,自己在得到才旺多杰的允许后,带着独子彭措旺扎和族人继续前往西宁。

        此时已是1949年10月。到西宁后,土登宫保让人找了好几天,才打听到解放军的驻地。当他和族人赶着200多匹马来到解放军军营时,受到了当时西北野战军第一军领导的热烈欢迎。

        在解放军的军营里,土登宫保住了10多天,越住越觉得这些“金珠玛米”和其他军队不一样:“长官”没架子,士兵纪律严明,对群众秋毫无犯,还常常帮老百姓干活。

        他带着儿子彭措旺扎去找部队首长:“我们牧人愿意跟着你们的队伍干。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也送给你们吧。”

        部队首长对土登宫保说:“东坝头人,玉树的老百姓也需要您。我们马上就要去解放玉树,您先回去,帮我们做好群众工作。”

        一听部队给自己安排了任务,土登宫保满心欢喜,立即着手返回玉树。临行前,部队首长送给土登宫保3条枪,而他特意要了一面五星红旗。

        返回玉树的路上,土登宫保让人把五星红旗挂在长枪的叉子上。回到玉树后,他又把红旗挂在家族最高的屋顶上,逢人便讲:“这是共产党的红经幡,是最耀眼的。”

        11月2日,玉树隆重举行和平解放庆祝大会,土登宫保等部落头人分别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热烈欢庆玉树解放,并表态“愿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玉树藏区建立人民政权”。

        1950年,土登宫保参加了玉树地区各族各界代表会,当选为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兼任囊谦县政协主席。

        1952年初,土登宫保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到北京参观学习,他不仅感受到了新中国的崭新气象,还在天安门广场再次看到了那熟悉的“红经幡”。

        从北京学习结束返回青海后不久,土登宫保突患重病。弥留之际,他对儿子彭措旺扎和一众族人说:“我死了你们不要难过,我去西宁,听共产党的了;到北京看了,更坚定了这个信念。东坝族人必须跟着共产党走,绝不可三心二意。”

    2、在忠勇的人心中,没有比玉树更圣洁的土地,也没有比党籍更珍贵、更沉重的勋章

        和平解放后的玉树百业待兴。那时,虽然成立了人民政府,但千百户制度的影响仍然很深。土登宫保去世后,年仅14岁的彭措旺扎自然成为东坝百户,但他从未行使过自己的百户权力。

        受父亲的影响,彭措旺扎自幼接受党的教育。他思想进步,反对农奴制管理,反对给牧民摊派差事,反对剥削群众,还动员亲属交出代表贵族身份的证书、文件、旗帜等。

        有一次,囊谦的几个牧民在神山上挖虫草,被关押起来,但彭措旺扎作主释放了他们。此事传开,其他百户纷纷数落他,而牧民们却对这个年轻的百户赞叹不已。东坝家族对百姓真诚热情,导致许多属于其他家族的牧民主动投靠过来。

        入党,曾是土登宫保至死都未能实现的愿望,彭措旺扎也像父亲一样,渴望早日加入党组织。但在当时的玉树,“百户”入党从未有过先例。

        年轻的彭措旺扎主动到西北野战军骑兵团担任翻译工作,为维护玉树的和平稳定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郑重地写了入党申请书。当时的囊谦县委经过认真考察,觉得彭措旺扎的政治觉悟、工作表现都达到党员标准,但考虑到他的身份,写了请示报告,报到玉树州委,玉树州委又报到青海省委,青海省委又报到中共中央西北局。

        1960年,经过1年多的考察,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19岁的彭措旺扎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户”入党,在当时的藏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入党后,彭措旺扎更加积极工作,他先后担任囊谦县副县长、县长,为恢复和发展当地经济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玉树州原档案局局长钦培扎西当年曾和彭措旺扎一起共事,他回忆:“每次下乡老百姓见了彭县长,都会像亲人一样拥抱、贴脸、碰额头,这是藏族的最高礼仪。”

        彭措旺扎常对政府工作人员讲:“群众来找你是要办事的,办不成事就不要干那个职务。能立即办就办,办不了就要解释好,把群众的困难牢牢记在心里。不要对群众发脾气,要耐心听。”

        1964年7月30日,囊谦县委在向玉树州委上报的《关于彭措旺扎同志的材料》中写道:“在民干(民族干部)中学习较好,平时重视政策理论和文化学习,服从组织分配,工作中吃苦耐劳,有时带病坚持工作,1963年主动申请到海南州接受调拨的牧畜,历时4个月将牛羊赶回县里,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该同志身体不好,却经常要求下乡,并到最艰苦的地方。”

        彭措旺扎从囊谦调到治多县担任县长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家庭成分和个人身份原因,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错误批评,当得知自己被撤销职务时,他说:“职务和工资没有了都没关系,只要我的党籍还在就行。”

        在彭措旺扎心中,党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在处于人生低谷的那几年,彭措旺扎从未改变对党的信念,任劳任怨、埋头苦干。没给他分配工作,他就主动去挖县委的菜地;没人批斗也没事干的日子,听说囊谦山沟里有个农场,他就主动要求去那里劳动,每天种菜、浇水、收菜、收割庄稼。

        彭措旺扎给族人和老家东坝乡的领导讲:“这个(文化大革命)运动来了,一定要公正正派,老老实实,党的号召要积极参加,要为人民服务。最重要的是你们要真心实意地工作,真心正派地工作,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真心真意的。”

        恢复工作后,彭措旺扎主动向组织申请放弃杂多县县长职务,选择到玉树条件最艰苦的曲麻莱县任革委会副主任。此后,历任玉树县人大主任、玉树州委常委、副州长等职务。

        雄鹰永远护卫所钟爱的土地,牦牛终将献身给牧人的生活。1989年,彭措旺扎因操劳过度,心脏病突发,倒在办公桌前,年仅51岁。彭措旺扎去世后,玉树州各族干部群众自发开展悼念活动,许多老百姓痛哭流涕为他送行。

    3、经历曲折与磨难,仍能躺在草地上看云卷云舒,执着于儿时的梦想

        尼都塔生的父亲叫东坝阿宝。阿宝,其实是他的小名,饱含着亲人对家中唯一男孩的爱恋。

        东坝阿宝8岁那年,父亲被错误批斗,使这个从小被人宠溺的“阿宝”,过早尝到了世事的无常:一家人从县委家属小院搬到了土坯房里,学校把他和姐姐开除,平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也把他孤立起来。

        父亲被批斗的第二年春天,一家人又被要求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母亲带着东坝阿宝和他的姐姐、妹妹来到杂多县结扎乡红旗村。母子四人相依为命,每天放羊、打酥油、奶渣,靠这个挣工分。

        从“小少爷”变成“农家子弟”,年幼的阿宝有过短暂的失落,但很快他就爱上了草原上的生活。那时的东坝阿宝喜欢坐在山岗上看姐姐唱歌跳舞,躺在草地上看云卷云舒,嘴里嚼着草根想:就这样在草原上做一个快活的牧民,那该多好啊。

        “下放劳动”3年后,父亲彭措旺扎恢复了工作,但东坝阿宝和母亲的农村生活还在继续。直到1982年,彭措旺扎担任玉树州副州长了,才将一家人从农村接到城里。

        东坝阿宝从小就梦想当解放军,当时一件意外事件让他和解放军有了一次亲密接触。

        1967年,原兰州军区测绘大队在玉树执行测绘任务。连绵大雨冲断了道路,一天傍晚,测绘大队一辆军车陷了进去。

        事发地距东坝阿宝家不远,他正好看到这一幕。因为阿宝会藏汉双语,又熟悉路况,带车干部就向阿宝求助,希望阿宝能带他去县上部队驻地求援。阿宝受领任务后,带着那位解放军干部和一名战士骑马出发。他们打着手电筒,艰难地向县城方向摸索前进。

        雨夜的高原处处潜藏着危险。蹚过一条河时,水势突然变急,3人连着马一起被冲散,阿宝眼看着前方解放军战士连着马被冲走,慢慢消失在黑暗中。他声嘶力竭地喊:“叔叔,叔叔!”却听不见任何回应。

        阿宝很幸运,当他和马一起在水中越陷越深时,刚好被冲到一棵大柏树下,他使尽全身力气抓住树枝,最终爬到岸边。时至半夜,阿宝在大雨中冷得瑟瑟发抖,他沿着河岸不停地找被水冲走的那位解放军叔叔,却没有任何结果。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岸边碰到了寻找他们的队伍,队伍中有村干部、阿宝的妈妈,还有昨晚请求救援的那位解放军干部。

        事后东坝阿宝被邀请到测绘大队接受表彰,大队领导夸他是小英雄,奖给他一幅马鞍——这是阿宝一直梦寐以求的。然而,东坝阿宝至今提起这件事,还总是满怀遗憾,“那位战士再也没有回来,真是太可惜了”。

        牧区的生活虽然平淡,却也不乏精彩。13岁那年,东坝阿宝获得一个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被推荐到青海省湟源畜牧兽医学院上学。在那里东坝阿宝读完了初中、中专的全部学业。1979年,他从湟源牧校毕业,被分配到玉树州牧科所兽医站工作。1985年,东坝阿宝有机会来到他向往的北京,到中国农民大学上学。

        学成后,东坝阿宝又回到家乡玉树。他先后担任杂多县县长,玉树州宗教局长、统战部长,州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东坝阿宝像父亲一样热爱工作,对群众充满热忱。担任县长期间,看到许多牧民遇上雪灾,牛羊大量死亡,白白造成财产损失,东坝阿宝提出“把牛羊存进银行”的倡议,保证了农牧民的财产安全。后来,这一做法在整个玉树州得到推广。

        玉树是全国主体民族比例最高的自治州,一些外来干部来玉树工作,一度受到本地干部的排挤,时任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东坝阿宝在全州干部大会上态度鲜明:“玉树的干部要像宽广的巴塘草原一样敞开怀抱,欢迎外来干部,支持他们的工作。”东坝阿宝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在他的推荐下,一大批优秀的汉族干部得到重用。

    4、在慷慨悲歌中,让雪季的肃杀渐渐走远,让每一片花草焕发新的生命

        2010年4月14日早上8时20分,玉树发生7.1级大地震。顷刻间,天崩地裂,结古镇和很多乡镇、街道、社区沦为废墟,死亡人数超过2800人,伤者无数,十数万人无家可归。

        江河俱哀,昆仑垂泪,举国同悲……全国人民情系玉树,万里驰援。玉树各族人民奋起自救,与灾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那天,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的东坝阿宝因病正在西宁住院,突然接到妻子卓玛才吉的电话:“地震了,房子全塌了,整个玉树全是尘土和哭喊……”

        “怎么会这样?”东坝阿宝心里一惊,拔掉针头,穿着住院病服就往外跑。直到在门口被病友拦住,才回去换上自己的衣服。

        下午3时,东坝阿宝乘坐玉树救灾抢险的飞机降落玉树。从机场通往州府所在地结古镇的路上,东坝阿宝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流泪,呈现他眼前的是满目残垣,街道面目全非,人们在废墟和瓦砾堆中寻找被埋的亲人。

        作为玉树州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成员,东坝阿宝分工负责抢险救灾队伍协调调度工作。来自全国各兵种、各军区1.5万多人的抢险救援队伍,和来自全国各地137支志愿者队伍、4000多名志愿者的抢险救援目标和任务,都由他来协调调度。

        每天早上,东坝阿宝都要吞下一大把降压药,直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帐篷里,躺在简易的床铺上休息。由于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东坝阿宝这位在地震前就住院的病人,在抗震救灾以来的6天6夜里,头晕、胸闷,有时气短到连打个电话都要费很大力气。

        4月17日晚,时任玉树州委书记贾应忠得知东坝阿宝家也受灾严重后,反复劝他回家去看看。从离开指挥部,到探望后返回,东坝阿宝只用了半个小时。在家里,他没有见到妻子卓玛才吉,也没有见到母亲。好不容易找到妻子,他却给家人“约法三章”:不要麻烦救援部队,争取自救;不要去街上领取救灾物资,自己想办法;有亲戚朋友送来食品,要分给周围的邻居。

        地震发生后,还在原昆明陆军学院民族中学读书的尼都塔生,每天焦急地给家里打电话,但父亲的电话从未接通过,母亲总在电话里安慰他:“尼都,家里人都好好的,你别担心。”

        尼都塔生回忆:“那段时间,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玉树,和家乡人民一起抢险救灾。看到解放军等各种救援队伍都上去了,自己心里才稍稍安稳。”

        3年后,东坝阿宝家的房屋才得以重建。提起抗震救灾的那段经历,他总是重复这样一句话:“面对历史罕见的灾情,没有全国人民的鼎力援助,玉树不可能挺到今天,近10万灾区群众不可能得到妥善安置。在这种大灾难面前,更能显示共产党的伟大,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共产党、感谢全国人民。”

    5、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额头上写满祖先的故事,康巴汉子策马扬鞭正当时

        “最后一口粮送给解放军作军粮,最后一尺布送给解放军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也要送给解放军。”东坝阿宝很少当面夸赞儿子尼都塔生,但对记者谈起尼都塔生,话语中满是自豪:“尼都参军圆了他个人的梦想,也圆了我们一家几代人的梦想。”

        儿时的尼都塔生有一个英雄梦。他崇敬伟大的格萨尔王,崇拜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索南达杰,也渴望像舅舅那样做个人民警察。

        尼都塔生的舅舅才多杰是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尼都塔生回忆,舅舅是在西宁的医院去世的,他的遗体从西宁运回玉树,几乎全城的人自发为他送行。

        后来,受《上甘岭》《英雄儿女》等战争影片的影响,尼都塔生下决心要做个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机会在突然间降临。2008年,原昆明陆军学院民族中学首次在玉树招收藏族学生。得知消息,中考成绩全州第二名的尼都塔生第一时间报了名。15岁的藏族少年由此告别青藏高原,踏上云贵高原。

        民族中学实行准军事化管理。艰苦的训练并未给尼都塔生留下太深印象,倒是一入学就穿上军装令他兴奋不已:第一张军装照寄回家后,亲朋好友看到了都“激动得很”。2011年6月,高考后,尼都塔生面临人生抉择:被推荐去浙江大学就读,或者报考其他军地院校。没有太多犹豫,他选择了正式穿一身军装,继续在原昆明陆军学院就读,攻读训练最辛苦的步兵指挥专业。

        如果说,有一种选择叫“一见钟情”,那么,骑兵连之于尼都塔生便是如此。2015年,尼都塔生军校毕业。这一年,军校毕业学员首次按综合评定排名选择意向单位。排名靠前的他可以选择环境优渥的大城市,但当看见“玉树独立骑兵连”这一选项时,脉管中的血液仿佛被点燃了一般。

        尼都塔生小时候,在草原赛马节上看过骑兵连的队列表演,他一直好奇:“马怎么能和人一样,走得那么整齐?”地震期间,从电视里看到骑兵连救灾的画面,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守卫我的家乡,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

        骑马打仗,是孩童们乐此不疲的“战争游戏”;横刀立马,是军人血性胆气的象征。然而,在信息化时代去做一名骑兵,尼都塔生的选择让很多人“看不懂”。

        有军校同学跟他开玩笑:“你本可做齐天大圣,却非要当弼马温。”有在玉树做公务员、当了乡镇领导的儿时伙伴劝他:“哪里不能骑马,何必非要当骑兵?”

        最初,尼都塔生会脸红脖子粗地解释,久了,却不再辩解:“他们不知道,骑兵连曾两次被军委授予荣誉称号,10次荣立集体一等功,这里的战马哪能轻易骑?”

        骑兵连的马的确不好骑,没有3年培养不出成熟的骑手,训练时颠烂屁股、摔伤骨折是常事。步兵出身的尼都塔生也不例外。妻子陈玉英说:“谈恋爱时,听他聊起骑兵连那股子兴奋劲儿,我并不理解;结婚后,看到他身上到处都有伤疤,我才知道他真是喜欢这份事业。”

        尼都塔生刚到连队时,遭遇一匹性子较烈的军马“枣红”。为了驯服“枣红”,尼都塔生一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又一次次爬上去,大腿内侧被磨得鲜血直流。

        如今,身高一米八三的尼都塔生能轻松地飞身跃上两米多高的战马,练习劈刺、射击、越障等骑术重难点课目,均是全连样板。不过,尼都塔生的目标并不仅限于此。在他看来,新时代骑兵连的传统训练课目必须转型。别人眼中只是简单冲杀的骑兵训练,在他眼中很值得研究创新。步兵专业出身的他将合同战术引入骑兵训练教案,骑兵连组训方式便为之一新。

        玉树独立骑兵连驻守高原70年,被当地群众亲切称为“高原守护神”,曾被中央军委授予“高原民族团结模范连”荣誉称号。尼都塔生来到骑兵连后,努力续写爱民故事新篇章。

        僧侣索南多杰掰着手指头细数:2017年,巴塘草原连续下了好几场大雪,不少牧民家都没了牲畜草料,多亏尼都塔生和连队支援,大家才挺过难关。73岁的白德老人家庭困难,儿女都不在身边,多亏尼都塔生和连队战士时常照顾,送些食品和生活用品,老人说,“他们就像是我的儿子”。牧民武玉兰家里的牦牛被车撞了,多亏尼都塔生和军马卫生员李广岳冒着风雪、打着手电赶到她家帮忙救治。

        在巴塘草原,尼都塔生的电话堪称“爱民热线”,大家有困难找他帮忙,有矛盾找他调解,大家信任他,信任解放军。

        夏季,玉树独立骑兵连驻训地,军号再次吹响。在连长尼都塔生带领下,一群战马在训练场上整齐列队。随着一声“骑兵连,冲锋”的号令,霎时间,群马奔腾,马蹄生风,鬃毛飞扬,锃亮的战刀折射出阵阵寒光,磅礴的气势撼天动地。

        这是玉树巴塘草原上豪迈的狂飙,也是玉树新时代的一曲青春序章。

        (本报记者 陈劲松 章文 本报通讯员 孙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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