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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4日 星期三

    《红星照耀中国》:

    斯诺眼中的中国革命

    作者:朱旭辉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24日 15版)

        继电影《十八洞村》《大路朝天》等主旋律电影力作近年斩获华表奖后,峨影集团再次发力,以主旋律影片《红星照耀中国》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影片采用纪实风格的创作手法,从新闻记者的视角再现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探寻红色中国为目的的陕北之行,用亲身经历回答了红星为什么能够照耀中国的疑惑与追问。

        电影《红星照耀中国》改编于斯诺的同名纪实文学作品,讲述了斯诺在1936年6月到10月,怀着“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的好奇心与使命感,历尽艰辛,冲破封锁,一路西行,在陕北根据地实地采访,通过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交谈和一路走来的亲身体会,得出“红星照耀中国,甚至还照耀世界”的历史预言。

        从创作角度来讲,该片之所以获得成功,首先缘于创作者的初心。导演王冀邢坦言,该片从酝酿到拍摄历经30余年,在剧本创作、思想深度、现实语境没有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从未轻易拍摄,也从未放弃夙愿,体现了艺术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其次,是讲好故事的匠心。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电影改编体裁为纪实文学作品,无疑增加了改编难度,导演在忠实原著基础上,以斯诺西行为叙事主线,采访人物为叙事焦点,西行故事为叙事空间,以“点、线、面”的形式将整个故事贯穿起来,尊重史实,还原历史,使改编与原著间互文性紧密结合。在创作风格上,影片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形成诗意现实主义风格,历史是影片的内核,诗意则是现实基础上的理想升华与审美超越。尤其是结尾,毛泽东、斯诺穿越历史时空来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给影片增添诗意色彩与浪漫气息,强化了影片的精神内涵和观者的审美体验。

        《红星照耀中国》作为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要让人们铭记历史,回忆过去,寻找文化空间与价值认同,需要面对当下现实语境中观众的精神需求与审美变迁。人物形象塑造不是脸谱化的肖像描写,而是将人物的性格特质传达出来。原著涉及人物较多,创作者在改编中删繁就简,重点对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宋庆龄、鲁迅、张学良等人物进行了个性化塑造,对农民、红军战士、少先队员、国民党官兵等特定形象进行群体刻画,将每个人物刻画成特定时代背景中的人物代表,这无形中拉近了主体人物与观众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主旋律电影的叙述视角与表达方式。

        同时,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人们的审美趣味也在不断提升。《红星照耀中国》一改主旋律电影对英雄人物塑造的固有创作模式,将关注焦点放在西方新闻记者斯诺身上,斯诺成为红色中国的宣传者和推介人,更容易让今天的青年认清美好生活的本质,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历程、建党初心与历史使命。对斯诺形象的塑造,建立在具体历史背景和浓郁西北地域风格与历史语境之中,火车、陕北村庄、窑洞、信天游、秧歌、黄土高原、山川地貌、金黄的稻谷地等民俗人情、人文景观与场景环境结合,更容易将观众带入特定历史场景之中,为影片注入不同的历史意蕴与精神内涵,成为我们实现审美体验、获取审美认知的有效途径。

        优秀的电影作品总是在引发情感共鸣的同时,暗含“弦外之音”,引发对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在全国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氛围之下,重新认识、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具有较强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作品在实现主旋律电影创新的同时,影片的戏剧冲突和悬念设置仍需进一步强化。如斯诺陕北之行可适当设置悬念,为斯诺突破层层封锁进入苏区设置一定的戏剧冲突,突出陕北之行的艰辛不易,增强影片的叙事张力。

        瑕不掩瑜,《红星照耀中国》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础上,有效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是在类型创新、艺术探索、观照历史、回应现实方面的用心之作,也是在继承革命精神,传播红色文化,用品质坚守精神家园方面的积极探索与有益尝试。

        (作者:朱旭辉,系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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