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

    敦煌变文是中国讲唱文学的滥觞，其后进一步衍生出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宝卷等。中国的讲唱文学一直流传于民间，无论是口传心授还是以书面形式流传，其创作与传承都具有程式化的特征，这一特征可以依据“口头程式理论”进行分析。

    “口头程式理论”，又称“帕里-洛德理论”，是二十世纪美国民俗学的重要理论流派之一，它的核心是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 or typical scene）以及故事范型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 or tale-type），三者构成了口头程式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口头程式理论”现已广泛运用于我国的民俗学等研究领域。朝戈金先生认为程式的功能是口头传统的基本法则，程式的基本属性就是重复，没有重复就没有程式。

    讲唱文学的典型形式是散韵相间、说唱结合，表演时说一段，唱一段，然后再说一段，唱一段，循环往复，直到结束。我们把一段散说与一段演唱的组合称为一个说唱结构，一个完整的讲唱文学故事就是若干个说唱结构的反复组合，因此，讲唱文学的说唱结构具有程式的属性，可称之为说唱结构程式。

    纵观讲唱文学的说唱结构，它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再从复杂回到简单的过程，这一演变在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敦煌变文的说唱结构程式

    敦煌变文是中国讲唱文学成熟的标志。车振华《清代说唱文学创作研究》认为：“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在于，它以具体的文学文本说明有说有唱、交替使用散文和韵文描述故事的叙事文学的文体——说唱文学——的正式形成。”

    敦煌变文有“说”“唱”和“说唱”三大类，项楚先生在《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前言”中说：“（敦煌变文）有的是纯韵文，有的是纯散文，有的则是韵散合用。”张鸿勋先生在《敦煌讲唱文学韵例初探》中说：“（敦煌讲唱文学）体制多样，既有说唱兼行的变文、讲经文，又有只唱不说的词文，或只说不唱的话本，还有介于说唱之间韵诵体的故事赋等等。”敦煌变文中的“说唱”类占了大多数。张鸿勋《敦煌讲唱伎艺搬演考略——唐代讲唱文学论丛之一》说：“敦煌讲唱伎艺，基本上是歌唱和表白轮流相间表演。”本文的论述只涉及敦煌变文中的“说唱”类。

    敦煌变文的说唱结构比较简单，其散文和韵文的句式与句数也是程式化的，散文以四六对句为主，韵文以七言为主，杂以“三、三、七”句法或五言、六言。

    敦煌变文《双恩记》（参见项楚的《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中的一个说唱结构，其中韵文以七言为主，间杂了一个“三、三、七”句式。如：“我今入海求珠宝，普向阎游济孤老。大把忧煎与改移，广将贫困令除扫。日不遥，人满道，除（随）分行装便应到。特故朝参辞父王，愿王今去无忧恼……稍宽日月时通信，暂假恩情莫系怀。想得父王闻諎（者）语，大应不乐也唱将来。”

    关于敦煌变文说唱结构程式中的韵文，学者们多有论述。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认为变文的韵文全以七言为主而间杂以三言，仅有少数杂以五言或六言。周绍良先生在《敦煌变文汇录·叙》中认为变文的韵文大致可以分为长偈、短偈两种。短偈一般是七言八句，近于七律之体。长偈的上章，一律为七言，或间或用“三、三、七”句法，或叠用“三、三、七”句法。长偈的下章，句法与上章相同。张鸿勋、王重民等先生对敦煌变文韵文的句式也有论述。

    敦煌变文的散韵相间、说唱结合体制及其说唱结构程式对宋元以来的诸宫调、宝卷等讲唱文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张鸿勋认为：“变文散韵组合、说唱兼行演述故事的体制，影响到宋元以后诗赞系、乐曲系讲唱文学，如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宝卷等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宝卷，它不但继承了敦煌变文的说唱内容，而且还在说唱结构上创新发展，变得更加灵活多样，深受民众喜爱。

河西宝卷的说唱结构程式

    宝卷产生于宋元时期，早期佛教宝卷如《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等就沿袭了《销释金刚科仪》的说唱结构程式。明代产生的民间教派宝卷，其说唱结构程式在继承佛教宝卷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在每个唱段的末尾（或开首）加唱“小曲”，主唱段除七言外，又大量使用十字句。

    现存河西宝卷中，佛教宝卷的说唱结构没有保存下来，民间教派宝卷的说唱结构在《敕封平天仙姑宝卷》与《护国佑民伏魔宝卷》中保存完整，其说唱结构的基本程式是：（1）小曲，（2）散说，（3）七言二句诗赞，（4）主唱段十字句，（5）四五言长短句，（6）五言四句诗赞。

    宝卷研究大家车锡伦先生认为，河西宝卷是明末从内地传入的，这从河西走廊宗教宝卷说唱结构程式的保存情况来看是有一定道理的。康熙以后，教派宝卷衰落，民间故事宝卷大量产生，说唱结构程式趋于简化，简化过程在河西宝卷中有清晰的轨迹可循。先是“小曲”的消亡，然后是“四五言长短句”的消失。

    现存河西宝卷的说唱结构程式基本上扬弃了“小曲”和“四五言长短句”，同时“七言二句诗赞”和“五言四句诗赞”也可有可无，且句式和句数也不再有严格的限定，从而形成了河西走廊民间宝卷的三种说唱结构程式——四段式、三段式和两段式。

    四段式说唱结构程式为：（1）散说，（2）五七言诗赞，（3）主唱段十字句（偶或七字句），（4）五七言诗赞。

    三段式说唱结构的基本程式为：（1）散说，（2）五七言诗赞，（3）主唱段十字句（偶或七字句）。

    两段式说唱结构的基本程式为：（1）散说，（2）主唱段十字句。

    据尚丽新的研究，山西民间宝卷的说唱结构程式有三段式、两段式两种，据李豫的研究，山西介休宝卷的说唱结构程式以“散说+十字句”的两段式为主。

    讲唱文学的说唱结构程式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敦煌变文的两段式，佛教宝卷的五段式，民间教派宝卷的六段式以及民间宝卷的四段式、三段式和两段式，这一演变过程基本上可以通过敦煌变文和河西宝卷勾勒出其清晰的脉络。

    （作者：王明博，系河西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李贵生，系河西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