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缩影与标志

    总结百余年的中国敦煌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机构或话题就是敦煌研究院。不论是民国时期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敦煌文物研究所，乃至改革开放后的敦煌研究院，虽然名称在不断变化，但其一直是我国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的最大实体单位，也是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重镇。

一、研究所（院）的成立、发展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是抗战时期西北开发热潮的产物。1937年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逐渐紧逼、国民政府重心的西移，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成了抗战大后方，引起各方关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成为时人关心的新课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许多政府要员不断赴西北考察，由政府有关部门或学术机构组成的各种考察团也纷纷开赴西北。

    当西北成了经济建设的后方时，敦煌文化更为大众关注与认可。如朱家骅视察西北后，于1941年作了《西北观感》《到西北去》《西北经济建设之我见》等演讲，指出敦煌“是我民族文化的至宝，应妥为保存和不断研究”。

    经各方努力，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1月1日正式成立。1950年8月，文化部正式接管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

    改革开放后，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敦煌文物研究所获得了长足发展。由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说法一度流传，促使“敦煌人”奋发钻研，取得了一系列高质量学术成果。伴随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成立，在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敦煌研究院宣告成立。

二、敦煌研究院对石窟进行了有效的保护管理，研究整理成果丰硕

    以守护莫高窟、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工作的敦煌研究院，其许多工作是无法替代的。

    石窟的保护管理。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敦煌研究院作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机构，其主要任务是保护。敦煌研究院建立后，第一批就成立了保护、考古、美术和文献研究所。从20世纪40年代的修围墙、清积沙到60年代的莫高窟崖面维修和加固，再到80年代的北区修建防洪大堤，都是抢救性的保护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赴莫高窟旅游人数激增，旅游收入与洞窟保护之间出现矛盾，如何更科学地保护敦煌石窟，就成了研究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敦煌研究院通过先进的理念和现代科学技术对壁画的病害进行修复治理，提出“多学科综合性保护”和“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设想。由樊锦诗发起并组织起草的《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由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后，于2003年3月1日起施行，从而使莫高窟的保护工作进入了法制化轨道。随后，敦煌研究院又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06—2025）》，并建设陈列馆，控制进窟参观人数。采取数字化展示与实体洞窟参观相结合的全新参观模式，将敦煌石窟的保护、文物的管理与敦煌学研究、旅游开发等有机结合，实现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

    石窟艺术资料的整理、研究。敦煌研究院在做好石窟保护工作的同时，一直重视石窟资料的整理和研究。研究院管理、研究人员大部分长年就住在莫高窟，这既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又有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就是长期坚守在莫高窟的“敦煌人”多年积累的成果。

    早在1922年，敦煌官厅就对莫高窟做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编写了简明的《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安西千佛洞官厅调查表》。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谢稚柳、史岩、李浴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按窟形、塑像、壁画、供养人题记等对洞窟进行了著录。在长期的壁画临摹和石窟考古、艺术研究中，加深了对石窟内容的认识。1962年，欧阳琳、万庚育、李其琼、霍熙亮、孙儒僩等对石窟内容进行调查，对壁画内容的认识更加深入。1964年起，由史苇湘负责，对洞窟内容作了全面复查，改正了一些错误，著录了全部的492个洞窟。1982年，在史苇湘的指导下，蔡伟堂将原来的卡片、表格式内容整理成书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由于著录的洞窟齐全，内容完整，定名、断代比较合理，该书出版后就成了敦煌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工具书。1991—1993年，王惠民又对全书作了校对，增加了敦煌西千佛洞、东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肃北五个庙的内容总录，将书名改为《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是研究院两代学人多年劳动的结晶。史岩对洞窟中的供养人题记进行了辑录整理，于1947年出版了《敦煌石室画像题识》。20世纪50年代，王去非、史苇湘、万庚育进行了增补订正，并汇集了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中的资料，还收录了向达、劳幹等学者的笔录。70年代末，贺世哲、孙修身、刘玉权、欧阳琳等再次作了校勘和增补，并由贺世哲整理成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

    1957年，郑振铎率队对敦煌进行考察后，提出了编写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意见。次年成立《敦煌图录》编委会，并编出了第285窟的样稿。1963年，在莫高窟南区石窟维修加固期间，贺世哲、李永宁作了部分测量和记录，绘成了《莫高窟南区立面图》。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敦煌研究院先后对莫高窟第268、272、275窟进行了传统的手工测绘，于1994年草拟了考古报告的编辑出版计划，成立了编写小组。2002年，确定由樊锦诗、蔡伟堂等承担《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编写任务。该报告于2011年出版。这是敦煌石窟发现后的第一次全面记录，既保存了石窟档案、反映了敦煌石窟研究的最新水平，也为国内其他石窟保护研究单位编写考古报告提供了范本。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敦煌研究院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尤其在敦煌学研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发掘，对南亚印度、中亚诸国和阿富汗进行考古、历史、艺术和文物保护多方面的合作等。同时，研究院还将其长期积累的壁画与土遗址方面的成套文物保护技术向“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分享和推广，正在开展的吉尔吉斯斯坦那伦州古代城堡遗址保护研究项目就是一个例证。

    （作者：刘进宝，系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