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代意识切入中国文明史

    【光明书话】

    世界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以探索宇宙人生的客观规律为己任，他的哲学与他的为人处世没有必然联系，他所建立的是知识论系统；另一种哲学家则要通过哲学探索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命之道，他们的人生就是他们哲学的写照，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讲，他们是求道者，余敦康先生就是这样的求道者。

    余先生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大家，但他的研究却不仅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以鲜明的时代意识切入中国文明史的深层河床，在古今之变的视野中体察中华文明精神的根本所在及其现代方向，使得其学问在当代学坛上卓然成家。

    比如，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的《周易》研究中，他并非只把这部“人更三圣，历三古”的典籍看作一部古书，在他的心目中，这部用数千年时间写成的人类奇书依然活在当下，那依然活着的就是中华文明精神，所以他的易学研究，便成了探求民族精神生命的历程，而非一般训诂可比。这种研究视角使得他的易学研究能够取得非凡成就。基于此，他才能够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并对于两千多年的《易经》古注和近代疑古思潮之下的《易经》诠释同时作出极富见地的批评，认为传统的以传解经和牵经就传，意在守护儒家“四圣一揆”的道统传承。但是，从思想史的研究来看，则是有见其同而不见其异甚至于穿凿附会，为价值而牺牲了历史的真实；疑古思潮下的近代易学虽然完全分立经传，是有见其异而不见其同，为真实牺牲了价值，沦为历史考据学，他本人则致力于探索一条兼顾易学史历史真实和价值真实的新路径。正是这一高远的视角与理念，使得他的易学思想上接轴心突破期所开创的价值世界，下贯当代中国人精神荒漠化的现实，显现出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使他在易学研究上获得了新突破。

    如果说他的易学研究旨在探索民族文化的生命，他关于魏晋玄学的探研则与个体生命的境遇与出路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他在北大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并被下放改造，后又担任中学教师，一直到1978年才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其间20多年的蹉跎岁月，消耗了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但这并没有带来生命的沉沦，却促使他在魏晋玄学中发现了一片新天地。他在极其苦闷的情况下阅读玄学家的著作，发现自己的性情是如此地契合于他们，他从中找到了莫大的精神慰藉。但是，玄学对于他不仅仅是个人寄托而已，他开始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入手，重新审视玄学史上的重大学术问题并收获颇丰。他说，在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观照下，一些单纯训诂式的问题，比如郭象到底有没有剽窃向秀等，在他的心中突然成了次生性问题，而魏晋名士“少有全者”的命运坎坷，则牢牢吸引了他，促使他从言意之辨的视角，透过那些眼花缭乱的言语名相，去探求玄学家们的言外之意、韵外之旨，他所做的正是得意忘言的工作。他由此断定，玄学家在极其苦闷凄惨的个人命运中，依然苦心孤诣地去探求天人之际的新义，解决自身的安身立命之道，这才是魏晋玄学的真正本质，玄学研究由此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以上两个例子足以表明余敦康先生为学之道的特点所在。他做古代思想史研究首先不是为了古人，而是为了今人，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古代，而是为了当代。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过于理性化、客观化的潮流中，他力图将中国学术返回到为己之学的品格。哲学家们在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是他们的高度所允许他们看到的，那是他们思想的上限。余先生的为学理念，使他的研究采取了“六经注我”的形式，并在古今之变的大视野下，将自己的生命与古人的精神打通，进而与时代打通。

    正因为如此，如何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成了他思想深处始终挥之不去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许多人至今依然陷于中西之争的二元对立思维中无力自拔，而余先生则坚定地认为民主科学可以与中国古代文化相贯通，认为唯其如此才能开出中国文化的“旧邦新命”。他说，这是自己从大学时代一以贯之的思想。他于是寄语当代青年学人：要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开放之心态，去展开创造性的研究历程。

    余敦康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堪称一时独步，同样富有魅力的是他的人格。中国士大夫历来崇尚儒道互补，并对于魏晋名士的精神风流心向往之，一些文化情怀深重的学者，甚至常常为自己错过了峥嵘的历史岁月而惆怅不已，发出“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叹。然而，当今遇见了余敦康先生之后，他们的遗憾便会一扫而光了，因为余敦康先生正是活在当下的魏晋名士，是儒道互补的人格典范。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儒道相辅相成的文化精神，活生生地体现在他的言行之中，令人有时空交错之感。

    余先生的魏晋风度，首先体现在他之饮酒。关于余先生与酒，坊间有种种美丽的传说，比如说他招考博士研究生要加试酒量，以及与二三好友煮酒论古今，做长夜之饮等等。据我考证，均非空穴来风，但这些毕竟不是我的亲证。我来到世界宗教所儒教室时，余先生已经年过80，早已退休多年，此时还在受邀与北大讲堂讲解中国哲学，但他此时早已经过了饮酒的高峰，家人也出于健康考虑严格限制他的酒量，但我去拜访时，他依然常常要拿出酒来招待。余先生饮酒时，虽然频频向你举杯，其实并不太在意你是否同步进行。他的饮酒，并非好酒，实在是为了以酒助兴，把他的思想与上下古今打通。与余先生对饮，听他侃侃而谈，纵论古今，坦率，深刻，幽默，风趣，是美妙的精神享受。谈到高兴时，他会举起酒杯示意你来一杯，其实并不太在意你喝不喝，而你此时却也在不知不觉地跟着一饮而尽了。

    此情此景如在昨日，余先生却已然作古，永远离开了这个他一直放心不下的世界。哲人其萎，小子何述焉？余先生的学问、人格，以及有关他与酒的种种美好传说，已经走进了历史，但从余先生一生的上下求索及其丰厚的学术贡献，已经转变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有机部分，成为超越时空的精神财富。

    （作者：赵法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