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44】
“嘀”的一声,小轿车坐满家人启动了。儿子驾驶,转头问我:“你说要写篇‘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写了吗?”我说:“写!题目就叫《车驰撂车沟》,全家回乡喝喜酒。”车里顿时欢乐流动。
上小学三年级的大孙子突然问我:“爷爷,我们老家撂车沟有车吗?”
一提起这个“车”字,在这柔软的座位里,摇晃的节奏中,一幕幕岁月纪录片拌和着泪水连续涌现眼前。
朦胧中的第一幕是我出生的70多年前,先是日本鬼子侵扰,后是国民党兵祸害,直到新中国成立,我上小学前,故乡连发7年大水,一片泽国,我们开始踏上了逃荒的路。头回是乘小船,听水鸥反复地呼唤:“莫离乡,莫离乡!”船头的浪花则代人作答:“别啦,别啦!”
接着第二幕是父亲担着破衣破被子、小锅和一篮子黑碗及杂物前行。母亲怀抱着我随后,一步一回头,哼着那首祖传的古谣:“撂车沟,十年九不收。种一斗,打一兜。冬春去讨饭,夏秋扒泥鳅。卖儿又卖女,苦难多会儿是个头?”她边搀着姐姐,边哄我吮吸她那干瘪的乳头。
记忆里,我头一次乘的车,是父亲请木匠舅舅打的小土牛独轮车,我依在破包袱上倍感得意。妈妈背着盛着干瓢的苇篓随后。姐姐跟在后头跑,追不上则站定大哭,见放赖无用又再跑。在路过牛山铁道斜坡时,小车滑倒了,父亲赶忙去抱我,自己却磕掉了半截门牙。
水茫茫,路漫漫。我们在“饿呀,饿呀”的呻吟声和独轮车“苦啊,苦啊”的伴奏声中,跑完了七年苦难的“马拉松”。稍懂事时,我问父亲:“俺撂车沟的‘车’呢?”父亲说:“这‘撂车沟’是上古时羽山鸟夷少昊的大将锦鸡王留下的地名。也不知道哪朝哪代,东海地方连年旱涝成灾。老百姓日子没法过了,锦鸡王就率众造反。朝廷派兵将来征剿,怀疑锦鸡王是雀目眼不能夜战,就半夜里点亮灯笼火把引诱锦鸡王出来应战。锦鸡王中计,难以突围,终被杀害。如今,东海县东南几个乡镇有锦鸡王当初失败时丢盔、卸甲、撂车、弃马、穿心、剁头、扒心的几个庄名,都是那时留下的。可撂车沟的车,谁也没见过。”我又追问:“那我们撂车沟还有过什么车子吗?”父亲说:“上几年,全庄4户地主富农家有3挂牛拉麦子的木轮太平车。后番小鬼子来烧了1挂,被小蛮子(国民党兵)填了两挂在撂车沟里当过河桥了,还有1挂散板了。过后,撂车沟的车真就‘撂’完了。”
隐约,眼前又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姐姐出嫁时的景象。妈妈拉着她的手,说:“丫头,妈租不起轿也借不到车,你好歹就两条腿走去吧!”
紧接着映现了60年代初期我结婚时的片段,因那会儿不兴轿又无车子,我妻子无奈“骑个水牛打把伞,小包袱包个水壶胆”冒雨来了。泥水溅脏了她唯一的一身新装,到家里却找不到新衣服更换,愧得我大喜的日子怎么也乐不起来。
眼前接着的是“文革”期间我二妹出嫁时坐自行车的镜头。因母亲常给村里人当“全福奶奶”,人缘好,竟将全村仅有的4辆自行车借来送亲。妈妈说:“二丫头比大姐有福气!”
回忆片又接到了80年代初,村中5个生产队先后添置了5挂胶皮轮车和5挂手扶小拖车。我三弟结婚时,就是用两挂手扶小拖车迎亲的。村里人都说:“小三子媳妇比大嫂子来时阔气多了。”
“嘀”的一声,小轿车沿着水泥公路已开到“撂车沟”站牌下,把我从回忆拉到了现实。今天恰逢村集,车流不息,行人拥挤。我们只得步行到酒场,只见村里一排排新式小楼前,停放着一辆辆大小汽车。我更为感叹,说:“我们撂车沟真成车的天下了!”我的族侄、村支书朱国成迎上来,说:“你说车子,有数!全庄362户人家,有收割机、播种机、插秧机、扒沟机等40多台,都为种田用的。另有货车50多辆,还有轿车70多辆,其中还有不少名牌哩!”在县公路站工作的族侄朱国君接着说:“改革开放这40年,我们东海县的交通变化可大了,在东海县境内,民航有白塔埠机场;铁路,横贯的除老陇海外,又新添了连徐高铁,纵贯的连盐铁路也快通车了;公路,横贯的有国道310、311和连霍高速,纵贯的有省道236、245、267、268、464,还有国道204和沈海高速。如此四通八达,路多车就多,全县有大小货车24000多辆、轿车11万辆,小出门抬脚就上车,大出门南北二京、上海、深圳。想上外国,也不过多‘嘀’几下就到。”
“啊!撂车沟,我的故乡!你如今真成车的家了!”
(作者:朱守和,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连云港市作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