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在明代，士大夫的别名甚多，举凡“绅士”“缙绅”“乡绅”“绅衿”之类即是。士大夫是科名、功名的占有者，也是知识的拥有者。当然，这些知识仅仅限于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儒家经典知识以及相关的历史知识，其外延可以延伸至符合儒家规范的诗文一类的辞章之学，而并未包括天文、地理、医学、军事等专门知识；士大夫是社会声望的享有者，其社会声望的获取，既仰仗显赫的官爵之位，又依靠独树一帜的个人品格。

    人随年龄的增长而分成不同的人生阶段，导致其人生追求以及生存状态各有差异。正如明末理学大家冯从吾所言，明代士大夫的人生旅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从七八岁开始启蒙，入社学读书，称为“做童生”；通过提学院道考试而进入地方学校，称为“做秀才”；参加科举考试而得科第，称为“做举人”“做进士”；得科第而进入仕途，称为“做官”；归隐林下，则称为“做乡先生”。士大夫的人生旅程既如做一篇文章，当他们尚在山中读书时，就好像写文章时打“草稿”，中进士、戴上纱帽之后，则如文章的“誊真”，其中有着无数起承转合；又如上戏台演戏，忠臣奸臣、孝子逆子、圣贤妄庸，各种角色齐全。进而言之，欲对明代士大夫有一个更为深入的了解，则必须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之中。

四民之首：秀才的生活世界

    秀才是士大夫人生的起点。明末著名山人陈继儒云：“做秀才，如处子，要怕人。”揆诸明代秀才的生活世界，其实并非尽是如此。

    秀才是一个民间俗称，其本义是指秀出之士。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有“今俗谓生员为秀才”的说法，就是最好的例证。秀才的通称或者说正规的称谓应该是“生员”。根据齐如山《中国之科名》记载，生员一称通常是用于公文、呈文、状纸时的头衔。除了“生员”这一通称与正规称呼外，秀才还有很多别称，分别有“茂才”“庠生”“博士弟子员”“相公”“措大”“官人”“青衿”“斋长”“师傅”“学匠”等。

    士为“四民之首”。秀才具有不同于一般庶民百姓的社会声望，他们拥有的知识和头衔以及由此带来的体面也能令庶民百姓肃然起敬。时至明末，秀才的人数已经达到60万之多，且与乡宦并称，说明秀才已不再依附于乡宦，而是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在地方社会，秀才凭借公共舆论与群体力量，发挥其积极的社会作用，进而成为介于地方官、乡宦与庶民之间的一股中间势力。

    然而科举时代的科名等级差异，导致秀才贫困化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于是民间就有了“穷秀才”的说法。这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事实。根据明代忠臣杨继盛在《自著年谱》中的回忆，他在做秀才时，因为生计困难，只得借住在僧舍学习，甚至必须自操井灶之劳。譬如冬天到外面汲水，手与水桶冻在一起，到了房内，呵化，才开始做饭。夜里因为缺油点灯，只得在月下读书。月下夜读，又没有夜宵可吃，腿肚常常被冻木，只好起身绕着室内快跑。秀才穷况，真可谓难言万一。穷困的秀才，为生计所迫，只好通过处馆、游幕、从医、经商甚至弃巾成为山人清客，以此维持自己的家庭生计。

    自宋代以后，秀才的声望已有下降之势。据洪迈《容斋三笔》记载，宋代已视秀才为“相轻之称”。到了明代，秀才成为科举仕路上生员的俗称，连生员也不以“秀才”之称为荣，一听别人称自己为秀才，往往会觉得受到别人的轻蔑。于是，在小说与戏曲作品中，开始涌现出一些“酸秀才”的形象，成为此类读书人的范型化人格。如民间俗语中称秀才为“醋大”，这是说秀才虽无多少学问，却喜欢掉书袋；在明代流行的《六院汇选·江湖方语》这本书中，更是直称秀才为“酸子”。清朝人蒋砺堂中举人之后，他的族侄蒋德舆专门写了一副贺联，云：“秀才既去酸还在，进士将成大已来。”明代赵南星《笑赞》中有一则笑话记道：有一位秀才上街买柴，道：“荷薪者过来。”卖柴的人因“过来”二字听得明白，就把柴担挑到他的面前。秀才问道：“其价几何？”卖柴人因听懂了“价”字，就报了价钱。秀才又说：“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的人不知秀才在说什么，就挑着担子径自去了。可见，一些秀才学问浅陋，却喜欢咬文嚼字，养成一股酸腐之气，干不了实事，是酸秀才形象为人取笑的重要原因。

达则仕：仕宦的生活世界

    如陈继儒云：“既入仕，如媳妇，要养人。”这是传统社会对官员的理想要求，然揆诸明代官员的仕宦生涯，亦并非尽是如此。

    士人中举人、进士之后，就是“做官”的开始，由此开始仕宦生涯。绅是“一邑之望”，甚至是“一国之望”，其声望足以成为一邑、一国的表率。从明代的制度规定来看，国家确实赋予官员诸多特权，其荣耀足以令天下百姓艳羡。明代官员的荣耀，来自以下几项制度规定：一是中举人、进士之后，家中可以树旗杆、立牌坊，从此成为“有门槛”人家，亦即成为“官户”与“宦户”；二是服饰上的荣耀，纱帽、圆领，锦绣织补，文臣至于“腰玉”即腰系玉带，已是仕宦人生的极致；三是封赠，生曰封，死曰赠，明代文臣三年考满无误，父母、妻子可以得到封赠诰命，其幸运者如内阁首辅夏言、刑部尚书王之诰，甚至得到封赠四代与金书诰命的荣耀；四是赋役优免的特权，明代官员可以根据官品的高低，享受不同的赋税、徭役优免权。

    明代官员尤其是地方官的官守以及行政才能，可谓好坏不一，参差不齐。“庸吏”“傲吏”固不待言，即使是“才吏”与“清吏”，也有道德或才能偏于一隅之弊。唯有“循吏”，才能保护“群黎”，使百姓摆脱“水旱之流离，兵燹之疮痍”的困境。然欲达臻“循吏”这一境界，既得朝廷之赞赏，又结治下百姓之欢心，谈何容易。作为官员层级序列中的地方官，同样必须遵循官场规则，而后达到“致君泽民”这一理想。一方面，地方官必须忙于“催科”，更多地替“国计”着想，以便解决朝廷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以“抚字”为先，不得不替“民生”多做考虑，以便安定地方秩序。因此，明代地方官往往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态。不仅如此，从明代官员的仕宦生涯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型，当然也不乏兼而有之者：

    一是清雅。明代仕宦是清雅生活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在明代的仕宦群体中，“偷闲”观念与崇雅意识日渐兴盛。一方面，仕宦通过竹木、花草、动物中具有美誉的某些品种，自我营造、自我欣赏自己的清高脱俗，并以此比拟自己的高尚德操，此即所谓的托物寄志与以物比德；另一方面，仕宦热衷于古董、时玩、书画的收藏，并以书画、花木、盆景等，妆点并美化居室生活。这种对雅致生活的追求，逐渐渗透到普通百姓中，由此导致庶民百姓也开始追求“爱清”，进而形成一种生活艺术化的趋势。

    二是求利。按照明代的法律规定，官豪势要之人，乘船经过关津，若是不服盘验，将被处以“杖一百”。洪武年间所定的制度还规定，官员一律不准在自己辖治内从事商业买卖活动。自明代中期以后，一些官宦家人，以“弟男子侄”名色，驾驶官民船只，“满装货物，所至商贩，渔猎民财”；又有一些地方官员，“悉令弟侄子婿于所部内，倚官挟势，买卖借贷，十倍于民”；更有甚者，一些权豪势要，容留无籍之徒，号称“管店”或“小脚”名色，“倚恃权豪，虚张声势，于京城内外远近去处，邀截货物，不容客便，甚至欺诈银两，打死人命，靡所不为”。

    三是生活奢靡、沽名钓誉。在明代，某些士人一旦科举得以高中，“改号娶小”便成为一时风气。正如笔炼阁主人所编小说《补南陔》所言，这是当时士大夫中举之后的人生四件得意事：“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轿，讨他一个小。”乘轿、娶小已成仕宦生活的样板。如史料记载，很多新科进士外出，通常有两个皂隶带马跟随，而且“家人众多”。有些进士，好制衣服，不惜花上300两银子制作衣服，生活奢侈，已如贵公子一般。有一个进士登第之后，便学奢侈，贷款200两银子，娶上两个小妾。随之而来者，则是别号的泛滥，乃至刊刻诗文集成风。士人一登仕途，不论是否具有文学才能，无不刻一部诗文集，以为“不朽计”。受这种风气所染，一些明代官员不再遵守圣贤古训，不再关注君德成败与生民休戚，人生旨趣大为改变。一如当时史料所揭示，官员一旦相聚，在寒暄道旧之余，“或谈星命，或论相术，或指画地理，或以职任之炎冷为忧喜，或以升迁之迟速为欣戚”。至于京城的官员，竞相传闻以为美谈的，则言必称杜诗、围棋、金华酒、《左传》文，群起相尚，以为高致。对他们而言，修齐治平的人生使命或许已抛诸脑后了。

归而隐：乡先生的生活世界

    在科举时代，一旦官员在位便有诸多好处，就难免使士大夫生出恋位恋权、贪位固禄的意识。唐人姚合有诗句云：“一日看除目，终年损道心。”唐代所谓的“除目”，依稀与明代官场的推升“朝报”相近，其中所涉升沉得失，毁誉公私，人情世态，“畔援歆羡”，真可谓仕途世态，种种毕具。若是官员恋恋于此，确乎会终身丧其所守。揆诸明代官员的仕宦生涯，大多涉世既深，宦术弥巧，桑榆已逼，贪得滋甚，干进苟禄，不死不休。如明人李乐记载，明代有些尊官大吏，“一闻罢职，茫然自失，哭泣嗟咨继之”。可见，一些官员贪位固禄，专为一身之谋。他日退休，更是希望自己能“名成身退”，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仕宦归隐林下，即可称为“乡先生”。按照古代中国之礼，凡是卿士大夫致仕之后，若是德、功、言三者足以为后人楷式，那么死后，则可祀于当地之社。此即所谓的“乡先生”。在明代，乡先生的别名很多，诸如“乡官”“乡衮”“乡士夫”之类即是。明代的在乡士大夫，大体包括以下几类：一为致仕回乡官员；二为削籍为民官员；三为冠带闲住官员。

    昔人云：“士君子在朝美政，居乡善俗。”又云：“出为名宦，入为乡贤。”这就是说，居官与居乡、宦业与乡行理应合一。出仕在官，穿上官服，理应“尽国人之情”，有所建功立业，此即所谓的“宦业”；致仕回乡，则应“尽乡人之情”，杜门里居，有所修为，此即所谓的“乡行”。一至明代，居官、居乡已经判为两途。正如明人张溥所言，有些士大夫“往往峻急于居官，而隐患于乡党”。

    陈继儒云：“归林下，如阿婆，要教人。”可见，士大夫致仕归乡，理应尽到表率乡里的教化职责。事实则并非全然如此。如明人李乐云：“今日贬秩诸公，百无十九，在官在家，读书、赋诗、做善事的固多，饮酒游荡、嘱托公事的也有。”明末清初人陈弘绪亦云：“今之仕宦罢归者，或陶情于声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学仙谭禅，或求田问舍。”若是细加剖析，明代乡居士大夫的生活，大抵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是乡贤，有先进遗风，热爱乡里，与民众共甘苦，成为乡里的道德典范。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在《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一文中，称此类在乡士大夫为“市隐”。唯有如此，方可称真正的“乡先生”。他们或“不问生计”“不喜营殖”“不治生产”，只是以诗酒为乐，虽生活朴素，却能恪守“安贫乐道”；或杜门静养，不闻一事，绝不干请地方官员，替人居间说事，从中获取好处；或惓惓以乡邦凋敝为念，主动关心乡邦事务，置义田，缮桥梁，创义塾，赈济灾民，周济乡人，甚至替乡人排难解纷，德被乡梓；或退而家居，与故人耆旧结社为会，岁时燕集，杯酒流连，啸歌终日，过一种“逸乐”的生活。

    二是豪绅恶宦，专做虐民之事，横行乡里，招致民怨，道德典范沦丧殆尽。他们或夺人田地，占人产业，横暴乡里；或把持舆论，左右地方官员的考成；或出入衙门，居间说事，从中获取好处；更有甚者，还开设赌坊，勾连贼盗，成为地方豪猾。

    综上所述，以人生旅程为视角，明代士大夫生活可以分为秀才、仕宦、乡先生三个阶段，并各具特点。若就士大夫的整体而言，他们的生活世界则是趋同的，别具雅、俗两个面相：一方面，明代士大夫是闲情逸致生活的典范。一语一事，无不讲求“韵”字，即使是人所时有的“谑浪”，士大夫亦追求一种“雅谑”。他们清高脱俗，托物寄志。袁宏道曾说，陶渊明之爱菊，林逋之爱梅，米芾之爱石，并非真的喜爱菊花、梅花、石头，而是“皆吾爱吾也”。所谓的“吾爱吾”，其实就是通过这些与自己相似的外在物体，自己欣赏自己的清高脱俗。明代士大夫的业余喜好与艺术精神日趋勃盛，清人钱泳甚至称明代士大夫“以书画名家”，而董其昌就是最好的明证。另一方面，明代士大夫又带有俗的色彩。凭藉自己的经济地位，一些士大夫生活奢靡。他们有时相聚在一起，所行不过是饮酒、博弈与戏谑而已，至万历年间，更是出现了士大夫“以不工赌为耻”的怪现象；他们饮酒之时，需要“红妆”陪伴，并由优伶、声伎唱曲侑酒。至明末，一些轻薄文人甚至用科举名次来标榜妓女，称为“花榜”；他们相聚之时，无不喜说笑话，以谈谐为乐。换言之，士大夫的生活，雅中有俗，俗中显雅，从雅俗之辨，到雅俗互动、雅俗兼备。这就是明代士大夫生活世界的真实面相。

    （作者：陈宝良，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