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庆：创校与寻根

    【述往】 

    学人小传

    林文庆（1869-1957），字梦琴，福建人，厦门大学创校校长，1892年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曾为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会会员、日本京都医学会会员、比利时根脱医学会通讯会员、英国医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员；同时又是一位成功的金融家和企业家，被陈嘉庚誉为“南洋橡胶之父”，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我国近代大学史上，曾经有过一位兼具文化立场和实践情怀的校长，虽然他的思想和实践鲜为人知，但这并不能埋没他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贡献。他就是厦门大学创校校长林文庆。    

兴 学

    第一次感受到林文庆的影响力是在2006年8月访问英国爱丁堡大学时。时任爱丁堡大学校长的蒂姆斯·奥谢博士在欢迎致辞中说：“85年前，在遥远的东方，我们的校友林文庆博士荣任厦门大学校长，今天贵校代表团来爱丁堡大学访问，以续前缘。”

    从时间上说，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是邓萃英，但由于邓萃英当时在北平任职，无法做到全职在厦大工作，一个多月后提出辞职。所以，林文庆是厦门大学实际意义上的创校校长，从1921年7月至1937年7月，16年间，他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和厦门大学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陈嘉庚选择林文庆出任校长，可谓慧眼识珠。他说——

    “厦大甫经成立，乃竟以鄙人数电之恳请，毅然捐弃其偌大之事业，嘱托于人，牺牲其主席之酬金，让而不顾，舍身回国，从事清苦，力任艰巨。一则为厦大关系祖国教育精神，人才消长，一则希冀华侨资本家，将来感悟，归办事业。其爱国真诚，兴学热念，尤为数百万华侨之杰出。”

    如果林文庆不选择执掌厦大，他本可以有更多的人生选项。当时，林文庆的事业正值鼎盛，在华人社会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厦大教师曾郭棠说：“林校长在新加坡的时候，同时接到国内两封电报，促其回国，一为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来电，招其回国襄赞外交；一为陈校董在厦来电，请其回厦担任校长。当时林校长打了一封电报给孙中山先生，请其代为决定，后来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复电，赞成他到厦门大学来做校长。”

    林文庆知道，等待自己去开拓的将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险途。1924年，时任暨南学校校长的赵正平对林文庆的选择做出如下评价——

    “林博士在南洋，声誉专业，皆历不小，乃竟能抛弃其向来之根据，回国任厦大校长，不能不令人钦佩。年来教育之难办，人已尽知，此所以提倡新文化之蔡孑民先生，逍遥于欧洲，倡导海外大学之吴稚晖先生，遁迹于海上。林博士本非教育界中人，有医学之根底，得海外之敬重，竟肯挺身回国，从事于此清苦事业，其牺牲之精神，于此可见。”

    1957年1月1日，林文庆在新加坡逝世，享年88岁。他临终遗嘱，将五分之三的遗产和鼓浪屿别墅捐给厦大。21世纪初，厦大在校园内修建了文庆亭和雕像，勉励所有厦大人牢记林校长的功勋。《亭序》写道，“倾其睿智才学，运筹操劳”，促使“学校事业蒸蒸日上，硕彦咸集，鸿才叠起，声名远播海内外，与公办名校并驾前驱”。

    2012年12月，厦大在鼓浪屿举办了“纪念林文庆校长国际研讨会”。会议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元瑾副教授，在其论文《梦琴岛上忆梦琴：林文庆重返厦门鼓浪屿故居》中这样描述——

    “林文庆白天搭船往返于鼓浪屿别墅与鹭岛厦门大学之间，夜里埋首在藏书5万卷的书房里，或用中文书写札记和读后感，或用英文翻译《离骚》，同时又为厦大前程运筹帷幄。他每周在家中轮流以茶水招待每一系的学生，还给他们上课，教英文、讲生物……”

    李元瑾说，“没有林文庆就没有陈嘉庚，没有陈嘉庚，就没有李光前和陈六使，也就没有厦门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林文庆既是陈嘉庚的引路人，又是陈嘉庚的追随者。”

    在林文庆的骨子里，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视中国文化为“固有文化”，其“固有文化观”的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故李元瑾还说：“他是回来寻根的。”

艰 辛

    1921年7月4日，林文庆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从新加坡抵达厦门当晚，他便召开师生谈话会，宣言要把厦门大学办成一所“生的非死的、真的非伪的、实的非虚的大学”。此时的“生”与“死”、“真”与“伪”、“实”与“虚”，是何等振聋发聩。

    林文庆到任之后，所做的首要大事，就是制定《厦门大学校旨》，他将大学的办学目的、发展目标和办学特色等予以制度化，从其所制定的《校旨》，可以看出他对大学理念有自己的独特理解——

    “本大学之主要目的，在博集东西各国之学术及其精神，以研究一切现象之底蕴与功用；同时并阐发中国固有学艺之美质，使之融会贯通，成为一种最新最完善之文化。”

    为了更好地体现厦大的高远目标，林文庆亲自绘制了校徽，将校训“止于至善”四个字镌刻于校徽内圆圈，显示出其作为大学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作用，校徽外圆圈则是中文“厦门大学”四个字，下面配以拉丁文的“AMOIENSIS UNIVERSITY”（厦门大学）。校徽中内圆圈里的三颗星星，分别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才”。

    林文庆希望，厦大的办学目标是“养成专门人才，使之与世界各国大学学生受同等之教育”，“使本校之学生，虽足不出国外，而其所受之教育能与世界各国之大学相颉颃”，彰显了国际化的办学理念。

    厦大成立初期，中国高等教育尚不发达。林文庆并没有当大学校长的经验，但他似乎是一位“天生”的校长。当时，厦大在内部治理方面，采用了董事会制度，分别设立了名誉校董、永久校董、当然校董及校董四种，通过校务会议、行政会议形成了权责分明的治理结构。在学科建设方面，厦大创校时设立了文、理、法、商以及教育5个学院17系的学科组织架构。厦大后期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基本上都是在私立时期奠定的基础。在师资队伍方面，林文庆采取重金礼聘的政策，制定高规格的月薪标准：教授最高达400大洋，讲师达200大洋，助教达150大洋，连鲁迅也屡次向许广平提到厦大“教资颇丰”。

    厦大的蒸蒸日上，也感动了起初不赞成创办这所大学的蔡元培。筹备之初，时任集美学校校长的叶渊，接到母校蒋梦麟校长的信。在信中，蒋梦麟提到蔡元培和自己都认为“厦大不宜速办”，原因是存在着经费、师资方面的问题。

    1927年，蔡元培访问厦大后，在给妻子周养浩的信中却写道：“是日往厦门大学，十点，为在厦门之北大同学招待。先参观国学研究院及生物学院等。有一种鱼，在沙中钻行，白色而无目，为各种记述鱼类者所未见，而土人亦不知其为动物，故无名。现由厦大学者名为‘嘉庚鱼’，以作为陈嘉庚之纪念。”

    1928年，蔡元培签署了国民政府大学院131号训令：“该私立厦门大学应即准予立案，除令行福建教育厅遵照外，合行令该校长即便遵照。”

    然而，就在厦大走上正轨，成绩初显之际，对林文庆的考验也接踵而至。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陈嘉庚的企业开始走下坡路。1927年，因资金不足，林文庆捐出全年工资6000大洋，还专门回东南亚，沿门户劝捐。1934年，他更是不顾年事已高，再次率团前往南洋募捐，一年中几乎半年在海内外为厦大奔波，挨家挨户筹措经费。

    林文庆究竟为帮助厦大渡过艰关捐献了多少钱？曾郭棠记载了这段筹款经历——

    “他（林文庆）每天都是在五时左右起床，九点多钟出发工作，一直到晚上一二点钟才得睡觉。每天都要沿门叩户募捐，说了不少的话，跑了不少的路。有人常常劝他说：‘林校长你年纪这样高了，天天这样辛苦，明天早上应当休息半天，下午再工作吧！’他回答说：‘我老的可以不要，看看他们少年的要不要休息？’每天中午或晚上要停止工作的时候，他常常这样问：‘今天一共捐了多少了？’把数目告诉他，他便很高兴地这样说：‘假如天天能够捐得这样的数目，就是天天这样跑，我们也非常愿意这样做的！’有时碰到不大明白的人，劝募最难，所费的力量也最大，他甚至向他们这样说：‘我求你，请你帮助厦大，为祖国培养建设的人才！’他们才很受感动地答应了募捐的数目！”

    一位德高望重年逾花甲的老人，如此放下自己的身段，用乞讨一般的姿态为厦大募捐，这是何等蚀骨入髓的情感！逆境是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逆境中的坚守更能彰显伟大的心灵。

    陈育崧在《林文庆传》中这样评价：“在这十六年中，他为大学的安全和军阀苦斗；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不景，大学濒于倒闭，他毅然和陈嘉庚分忧，只身南渡，筹募经费。每当一个苦难来临，他总挺身面对，绝不退缩，他的奋斗精神，更足为青年人的楷模。他主张培养大学的学术气氛……经他括择之下，真才实学的中外欧美学人都投奔到这间中国的学府来。在军阀气焰高涨的当儿，整个中国都笼罩在黑暗里，只有厦门大学……稍露生机，它便成为全国最有声望的学府了。”

    林文庆认为，大学培养人才的关键在于精英性，不在于多，而在于优秀，能担当起领导国家民族的重任。对此，他鼓励学生：“吾校学生不出六七百人，远非一校数千学生的大学所可比拟。然而在我个人的心目中，并不以学生数之多寡为虑。我们深信学校成绩之良窳，并不与学生数之多寡成正比例。我们但求质的优越，未始不远胜于量的过滥。如果各位同学都能好学不厌，我们教授都能诲人不倦，一齐站在学术界的前线，勇往直前，致吾国文化地位于世界的最高峰，虽仅六七百人，亦何虑其少？”

    1926年6月22日，厦大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林文庆做《大学毕业生之责任》的演讲——

    “我国现状，烽火漫天，千戈遍地，山河破碎，权利丧亡；而经济之紊乱，教育之衰颓，道德之沦亡，尤不堪闻问。长此以往，国家前途，何堪设想，故不得不设法救济。军事未息，何以弭之？经济紊乱，何以理之？教育衰颓，何以兴之？道德沦亡，何以拯之？是数者专赖有高等学识充分智力之人才出，而后可以有望。此项人才，非大学毕业生莫属，故大学毕业生对于救国事业，实负有重大之责任。鄙人颇希望本校本届各科毕业诸君，各抱至伟至大之毅力，至勇至诚之愿望，各本所学，各尽所能，为国家增光，为人民造福，万勿辜负本校造就人才之至旨也。”

    林文庆重视学生道德品行的培养。在1935年开学典礼上，他致辞——

    “教育的目的，在于品性的陶冶，意志的训练，养成纯洁的道德人格；同时又要养成一种能把学校里修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的行为上去，要有即知即行、自修自立、说到做到的精神，不要只成为消极的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而且还要成为积极的成大业立大功的伟大人物，因为仅有道德的，不过是一件外衣，要有丰富的知识和力行的精神，人格才会充实丰满起来，这样才会养成高尚的人格。”

    林文庆在《大学生活的理想》里归纳了大学生应具备的理想生活方式，第一是实行最高尚的生活，这又可分三点说明：一是欲求自知之明，必先知我国民族的文化；二是抱定宗旨，对于这宗旨须有信心；三是须有克己恕人坚忍不拔的精神。第二是乐天主义，就是吾国经书里所谓智，我们具有乐天的态度，就不会因失败、穷困而沮丧、灰心，终究必可达到预定的目的。第三是本着牺牲精神以服务社会，就是吾国经书里所谓仁，我们应当牺牲自我，而以社会福利为奋斗的目标。第四要有自立的勇气，就是吾国经书里所谓勇，我们做事应当勇往直前，绝不徘徊瞻顾，努力运用自信、自助的精神，竭力避免依赖他人的恶习。

    林文庆十分重视文化育人，他强调“学新科学不要忘却了旧文化”。“一国复兴为不可能，除非甚多数男女曾在优良学校对于彼国文化之内容、方向与功用经过精深之训练，此种精深教育仅能在现代大学之文科中获得之”。因此，他积极倡导各种课外活动，成立各种会社；他十分重视各种校园仪式在学生教化方面的作用，如举办孔子圣诞日纪念会、师生周会、纪念周等学术演讲，弘扬儒学文化，陶冶学生情操。

立 场

    在执掌厦大的16年中，林文庆始终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文化立场，始终不掩其对儒家思想的尊崇。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林文庆就在新马地区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孔教复兴运动，他先后出版了《孔教大纲》《中国内部之危机》《从儒家观点看世界大战》《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1929年完成了《离骚》的英译。他把自己“中体西用”的强烈取向，也带给了厦大师生：“我们学外国文化，不能完全效仿他。比较上，我们所缺乏的是科学，除外我们都很好，不要破坏了，只可略为修正。”

    1924年，厦大举行三周年校庆，林文庆发表演说：“中国各大学之教授，多注重外国新学说新知识，于中国古来文化则不甚研究。我谓无论大学中学，皆当读孔孟之书，保存国粹。”他曾对学生说：“大学里研究的科目，除普通知识外，还有专门的学问；但我们更要注意，就是不要忽略了我国的旧学，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应明了我国民族文化精神之所在。”

    林文庆认为：“一个被切断历史和传统的民族，就好比一棵被砍断的树，势将枯萎和衰落。”

    赵正平在回顾林文庆时说：“尝考林博士所以来华任厦大校长者，第一即为景慕陈嘉庚先生兴学之仁风；第二则因欲实现其素来提倡孔子教育之主张。自欧战告终，西人之研究吾国文化者，日益增多，其中尤以德国为甚。乃国人竟日醉心欧化，不为深究，未免可惜。林博士亦有心人哉。”

    实现孔子教育的主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林文庆归国任职的重要动因。他自己坦言：“当陈校董在南洋聘余回国任校长时，予询以办学宗旨，陈校董答以当注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予是以欣然归国，予亦尊重中国固有之文化也。”

    林文庆的文化立场受到了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也与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他在爱丁堡大学的第二年，一位医学院讲师拿了中文手卷，请他帮忙翻译。面对着方块文字，早年在书院里所受的教育，显然不足以帮助林文庆解脱眼前的窘境，他不得不告诉那位讲师，自己不是很懂中文。那位讲师疑惑地问：“你不是中国人吗？”林文庆只能告诉他，自己是出生于海峡殖民地的中国人。

    看着那位讲师失望地摇头叹息离去，林文庆的内心如同被针刺一般难受。故他来厦大之后，对于国学，不遗余力地提倡。

    林文庆坚信：办大学，既要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更要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后来专攻中国经典，并以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此作为文化认同和生命皈依。他坚定地认为，“作为中国人，学习和掌握中国语言是他的职责所在，并且一直持续了四十年之久”。

    在爱丁堡大学，除了学习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之外，林文庆把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来自学中文。对此，杜维明教授曾在专访中提道：“林文庆对我们所有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来说，是心灵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助力。”

    在办学主张上，林文庆为厦大确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校训：“止于至善”。他认为，大学校训是反映一所大学的价值观取向与灵魂所在，也是一所大学矢志奋斗的根本目标：“我们要走上成功之路，第一要决定目的，就如出外游历，必须事先预定目标。”

    原来的校训“自强不息”，在林文庆看来，体现的是达至某种生活目标的手段、方法，远不能成为一个人毕生奋斗的目标，只是体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而“止于至善”十分明确地告诉大学生一种为之奋斗的高远目标，想达到这一人类至高至远的目标，那就非得需要“自强不息”的坚强毅力不可。

    在庆祝厦大建校十周年时，林文庆又做了更进一步的总结：“每个大学，可算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各有各的特殊精神，本大学是以嘉庚先生的精神为精神，当然是基础稳固，生机正长，其原动力在于‘博爱’，其进行目标为使吾人竭力行善，因之校训是‘止于至善’。”在他眼中，陈嘉庚无疑就是“止于至善”的活化身。

    林文庆在《孔子学说是否适用于今日》中说：“至于孔子哲学，不但以当时国家社会所表现之一切事物，加以深刻研究，并将古代过去之经验，潜心默察，穷探奥理，而成‘一以贯之’之道。故孔子学说实为千古不可磨灭之学说。”

    在1925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当天，林文庆对学生发表演讲：“大学自正心诚意，以至于治国平天下，乃孔子一贯之教义。近人许多政治家，无一有如此一贯之政治哲学。我校校章‘止于至善’，亦取义于此。甚望诸君努力研究，能到此地步；尤望将孔子之道，益发昌明光大则幸甚。”他崇尚“国学”，且把“国学”理解为“中国固有文化”，“保存国故，罔使或坠”。

    “过则勿惮改”一直是林文庆的座右铭。他曾经把这句话印在《海峡华人杂志》的封面之上，既是提醒读者，也是提醒自己，“有什么过失，只要知道了马上改正”。

    为了能使厦大更快、更好、更全面地发展，林文庆一直渴望大家多提意见。他在1935年秋季的开学式上，呼吁广大师生员工：“诸位觉得本校有什么地方应该改进的，随便提出来，都可得到改进，无论何人，上自本校各院教授、学生，下至本校工友，都可把学校的缺点随时告诉我，使我知道，并设法改进，我是欣然感谢的！因为我们的学校要有改进，才有进步，要有不断地改进，才有不断地进步啊！”

    林文庆临终时曾说：“我这辈子只上过一个大学、一个专业，就是宽容。”正是宽容，形成了他的个人底色，这种崇高的境界、宽阔的胸怀，是一位大学校长应该具备的，也是每一位厦大人应该具备的。林文庆，不愧为厦大的“创校校长”。

    （作者：邬大光，系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教授）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