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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中下旬以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的北大红楼开始迎来一波又一波的参观高峰，参观人数比过去增长了约有10倍，最多一天接待过6500名参观者。今年1-6月，观众量已达到19万人次，尤其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始以来，各级党组织纷纷来到北大红楼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北大红楼为中心，附近几公里范围内，红色底蕴深厚的地标还有很多，红色文化资源带的脉络十分清晰，堪称党史金矿。
百年红楼 彪炳史册
北大红楼全名为北京大学红楼，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座建筑通体用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名“红楼”。红楼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是北京大学老校舍之一，原为北京大学第一院，现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人们来这里寻访的，是这座百年建筑中蕴藏的厚重历史记忆。
蔡元培在这里引进大学的治学理念，改革封建教育，奠定了北大精神；鲁迅在这里授课三年，他所设计的北大校徽沿用至今。这里更诞生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和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在这里，经常能够见到很多白发苍苍的老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地紧握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声音不断在红楼前的广场上回响，宣示着坚定不移的信仰和矢志奋斗的决心。
重温入党誓词之后再看展览，在蔡元培、陈独秀专题陈列室，在李大钊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在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在鲁迅授课的学生大教室，在还原“五四”前夜场景的“新潮社”，人们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百年之前，一批仁人志士就是在这里接受进步思想的洗礼，郑重选择了一条“无我”的道路，开始踏上革命的征程。
沿着一层的走廊一直走到头，是李大钊曾经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百年前的布局清晰可见。展室分为内外两间，靠北的一间是会客室，正中摆有六把木椅和一张木桌，茶盘里还放着老式茶壶和茶杯。窗边的报架上，折叠挂放着泛黄的老报纸。靠南一间是李大钊的办公室，两个书柜里摆放着旧书，办公桌上的笔墨纸砚也复原为刚刚使用过的样子。
展馆方面是从一份1918年的文献上，意外发现北大红楼一到四层布局图的。史料记载，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李大钊就是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的主任会客室同他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1920年10月，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北方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大红楼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一层西头靠南的第二阅览室，又称为“新闻纸阅览室”。1918年10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曾在此担任图书馆助理员，主要工作是登记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月薪8块大洋。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在阅览室中间，有一排带报架的阅览桌。这样的布置也和百年前的布局相仿。有资料记载，在1963年的一次座谈会上，原北大老职员在座谈时曾回忆，阅览室入门的窗前有一张三屉桌，一把木椅，桌上有笔、墨盒。房子中间有一长排带报架的阅览桌，靠北墙还有一排阅报台。条凳放在中间的报架两边，是固定在地板上的。当时有人坐着看，有人站着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陈列馆里，摆放着一张珍贵的马克思手稿，是马克思在伦敦时的笔记。而另一个展柜内，则展出了两本不同的《共产党宣言》，其中一本为1882年俄文版，封面略有残缺的一本为1883年德文版。中国早期的马列主义者们，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列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讨论，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并积极应用到现实斗争中去。
光辉起点 “无我”印记
就在北大红楼不远处，还“藏”有一处“红色地标”——那就是位于沙滩后街55号的原北京大学数学系楼。
这座两层青砖回廊结构的建筑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四面有门，组成十字形结构，每层有4个大的房间，建筑面积约1400平方米。
记者采访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栋建筑的产权虽然几经更迭，但始终是作为学术文化单位办公之用，几十年间未曾向公众开放过。与此同时，围绕北大红楼，一大批红色地标因各种原因无法焕发出应有的风采。
面对首都功能核心区无比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面对短时间内无法将红色地标全部挖掘利用的客观现实，北京市东城区有效利用北京大学数学系楼资源，自2016年起策划推出了“光辉起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东城”主题展览。展览共展出展品660余件，综合运用图片、文物复制件、雕塑、油画、音视频、沙盘等形式，集中展示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东城域内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复原再现了一大批北大红楼红色文化资源带内的著名遗存记忆和革命轶事，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之初绵延至今、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
“光辉起点”展览中记录了这样一位“无我”精神的共产党员代表——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弓仲韬的故事。1923年8月，由李大钊亲自指导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建成，这个支部直属中共北方区委领导，首任支部书记就是弓仲韬。作为从北京东城走出去的革命先辈，弓仲韬曾在沙滩小学任教。他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在8岁时被敌人害死。大女儿弓浦从小在家乡跟着他闹革命，1926年在北京上学时参加了“三·一八”反帝爱国游行示威，在东城区域内遭到段祺瑞执政府警卫开枪打伤，回到家乡后不治而亡。在被敌人刺瞎双眼后，弓仲韬依然为党的事业奋斗，千里乞讨寻找党组织。在1964年病逝前，他再三嘱咐：“一定要把我节余的1000多元钱交给党组织，作为最后一次党费！”
红色矩阵 党史金矿
除已经面向公众开放的北大红楼“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数学系楼“光辉起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东城”主题展览外，北大红楼附近还存在着北京大学民主广场、《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吉安所左巷毛泽东在京居住地、亢慕义斋旧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市党部）旧址、李大钊被捕地、“三·一八”惨案发生地、王荷波等烈士牺牲地等近20处历史文化遗存。
记者在沙滩后街和西老胡同附近，找到了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亢慕义斋。这是原北京大学第二院西斋的一间屋子，也是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的一部分。1920年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建起了小型图书室。
北京大学亢慕义斋即北京大学共产主义之室（Communism音译），百年前曾收藏了百余种汉、英、德等各种文字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及报刊杂志。时至今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内还珍藏着八本盖有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图书，显得极为珍贵。当时，亢慕义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画像，肖像边挂有“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四周还张贴着多篇革命诗歌、箴语、格言。当年的北京大学党支部、青年团及其他革命团体，常在亢慕义斋进行集会和革命活动。
记者还走访了位于东城区北池子箭杆胡同内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编辑部的文物名称为陈独秀旧居。院子总面积460平方米，共有房屋18间半，建筑面积264.3平方米，分东、西两个院。《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为东院，一个街门，占地面积约250平方米，建筑面积180余平方米。据了解，这里原有北房三间，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南房三间，是《新青年》编辑部办公室，靠街门一间小房是传达室，并挂有《新青年》编辑部的牌子。自2016年底开始，这里以团体预约形式免费对外开放，并作为街道社区活动教室使用。
此外，记者还在赵家楼遗址发现了“火烧赵家楼”浮雕一面，“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遗址”铭牌一个；找到了毛泽东第一次来京期间的两处居住地——豆腐池胡同9号（现豆腐池胡同15号）杨昌济家、景山东街吉安所东夹道7号一间小房（即“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的所在）；在北京汇文中学校园内看到了保存完好的彭雪枫烈士纪念碑……
这些红色文化地标见证了一段段峥嵘岁月，承载着北京百年的红色记忆。很多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谈到，为了将红色基因更好地传承下去，应该进一步对这些历史遗迹加以整合利用，使这一红色文化矩阵的巨大效应真正发挥出来。
（本报记者 董城 本报通讯员 邹韵婕 车宗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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