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

    【新中国文学记忆1959】

创业史    

    从1959年春天开始连载发表的《创业史》是新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经典作品。通过这部小说，柳青要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为了实现这一创作主题思想，小说一方面通过在渭河平原蛤蟆滩这一典型环境中曲折展开的合作化运动，来描绘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通过梁生宝、梁三老汉等一批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来表现这一时期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小说出版后，因其“反映农村广阔生活的深刻程度”和“创造了一组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人物”，而受到文学界交口称赞。问世60年来，《创业史》所体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精神作为宝贵的文学财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作家。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生活走向艺术，让艺术回归生活，柳青通过《创业史》给后来者树立了重要榜样。

    “杜甫诗怀黎元难，柳青史铸创业艰”，是著名诗人贺敬之谒柳青墓时所作的诗句。“史铸创业艰”，内含了柳青为新中国农民的艰难创业铸史立传，也以自己的创作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继往开来的多重意蕴，以此来形容柳青扎根皇甫十四年，终于写就《创业史》的壮举，再也合适不过了。

    经典是厚积薄发的结晶，也都有一个集腋成裘的过程。为了写作能够反映“新制度的诞生”及其引发的各类农民心理变化过程的力作，柳青义无反顾地下到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落户长安县皇甫村十四年，把生活之基牢牢地扎在现实的泥土之中，把创作之根深深植入人民的生活内里。这使得《创业史》的酝酿与写作，修改与完成，都有一种别的作品所没有或少有的“在场感”与“现场性”。

“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

    心系文学、专注创作的柳青，一直是把创作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构成来看待的。因此，创作之于他，不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而且是事业的一种追求。从延安时期开始写作以来，他始终把革命工作与文学写作合而为一，在工作中积累和丰富文学创作的素材，以创作的方式反映革命斗争和人民生活。他在20世纪40年代写作的《牺牲者》《地雷》《喜事》《在故乡》《土地的儿子》等短篇小说，都是这种由革命工作中积累文学素材，由文学写作反映人民的革命向往与新的生活的系列成果。

    抗战胜利后，柳青从延安派往东北。其间，他在大连的短暂停留中完成《种谷记》的修改，1949年到北京后，又在1951年写就长篇小说《铜墙铁壁》。这两部作品相继问世之后，赢得了许多肯定的看法，也引来了不少批评的意见。尤其是上海文艺界关于《种谷记》的讨论中的一些意见，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诸多不足。他从“人物不突出，故事不曲折”的批评中看到了自己的短处，又从“不模仿别人”“这个作家有希望”的肯定中，看到自己所具有的潜力。于是，他在明确了差距和弄清了问题之后，坚定了在深入生活上下大功夫、花大气力的信念。这时的柳青，已受命以文艺部主任的身份参与《中国青年报》的创办，其间还随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参访了苏联。但他心心念念的，是自己深藏于心的文学目标和创作计划。他在与作家朋友马加的谈话中说道：“我要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这样的意念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执着、越来越迫切。于是，他从中央宣传部找到中央组织部，坚决要求回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终于得到了组织的批准。1952年5月，他离开北京，回到陕西西安。

    回到陕西的柳青，一直在寻找最为合适的落脚之处。他先后走访了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高陵等地，尚在琢磨不定之时，当时的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建议他到又是农村、又离西安不远的长安县落户。柳青前去考察之后，最终选定了长安县。1952年9月，柳青与新婚妻子马葳，先到长安县，后到皇甫村，由此实现了他长久以来“到我要反映的人民中去生活”的意愿。

在与群众的密切结合中“逐渐地改造自己”

    下到皇甫村，住到中宫寺，柳青就把自己完全置身于普通的农民群众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柳青落户皇甫村，当然是为着文学创作的目的而来，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完完全全地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深入生活和融入农民的过程中，使自己成为皇甫村里的“自己人”。

    在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柳青在一篇题为《转弯路上》的发言中说道：要通过工作和群众结合，“这种结合就是感情上的结合，就可以逐渐地改造自己”。到皇甫村落户，并参与了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创办之后，柳青切切实实地践行着在“结合”中“改造”的目标任务，并把这种结合的成效与结果认定为：“首先要看群众以为痛苦的，我是不是以为痛苦；群众觉得愉快的，我是不是觉得愉快。”“这中间丝毫没有勉强和作假的余地。”（《毛泽东教导着我前进》）正因这样真心实意地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柳青做到了别的作家很难做到的生活农民化、立场群众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谈到柳青时所说的：“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新近编辑出版的《柳青在皇甫》（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里，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以纪实速写的方式记述了柳青在皇甫落户后的外在样态和工作状态。邓攀、冯鹏程的《县委门卫挡错人》这样描述柳青在乡下的样子：“身穿对襟布衫，脚蹬布鞋，老戴一顶西瓜皮帽，外出有事，常骑着他那掉了漆皮的自行车，搭眼一看，地道的农民。”晓阳的《人群当中找原型》这样描述柳青接触群众和观察生活：“看到人家修自行车，用打豆机爆米花，安装电水车，他都要自始至终地看着。遇到有人下棋，他就搬来半截砖头，坐下来和人家对弈。”郭盼生的文章说道，“从发动农民卖余粮，到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户人，皇甫村发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帮助解决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说：“这里的合作化运动，柳书记是圈囤身子钻在里边，泡在里边的。”一个“钻”，一个“泡”，生动又形象地勾勒出柳青“深扎”的深切与忘我。在这一过程中，他获得了几乎是脱胎换骨般的精神新变。

“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

    在反映新的农村生活方面，柳青起初有一个描写农民出身的老干部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问题与新挑战的写作设想，在下到长安县担任县委副书记时，就忙里偷闲写出了近10万字的稿子。但自己看来看去，都很不满意，在夜深人静之时，索性一根火柴把稿子化成了灰烬。他决心要从接近于“闭门造车”的状态走出来，在充分深入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写出新的小说作品，攀登新的文学高度。经过与皇甫村农民群众的朝夕相处，通过在火热的劳动生活中的摸爬滚打，柳青新的小说的写作计划渐渐清晰，围绕着互助组的建立和发展的矛盾斗争，其间各色人物的独有个性和心理特征等，都烂熟于心，呼之欲出。于是，1954年，柳青开始写作并写出了第一稿。1956年，又在初稿的基础上写出第二稿。随着深入生活的渐入佳境和文学造诣的不断提升，他对第二稿很不满意，一个时期陷入了苦闷之中，直到1958年，经过长久的思考、阅读与研究，终于有了新的感觉和新的自信，一鼓作气地投入写作之中，终于在1959年4月完成小说的第一部。

    得悉柳青因身患重病而难以完成《创业史》第一部之后的写作，作品人物原型之一的董廷芝老书记深情地说：“希望他好好养病，能把四部书都写出来。别人写，写不成他那样的。”质朴的语言与深切的期盼之中，所包含的对于柳青的首肯是坚定的，认知也是独特的。“别人写的”与“他那样的”，分别都是什么样的呢？在董廷芝未及详述的语言里我们大致能感觉到，“别人写的”，多半是隔靴搔痒，旁敲侧击，甚至是冷眼旁观，居高临下。而“他那样的”，则一定是直言骨鲠，径情直遂，别具生面，钩深致远。一句话：“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从《稻地风波》到《创业史》

    根据李光泽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的台前幕后》一文中的介绍，1958年8月7日，柳青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签订了约稿合同。这是一份制式合同，出版方盖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稿出版合同专用章”。柳青在约稿内容的空白处填写了“长篇小说”几个字，并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填写了具体的年月日。这份合同的签订，标志着柳青把长篇小说《创业史》正式许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其实，《创业史》最初不叫《创业史》。《延河》月刊在1959年3月号的封底登了一则启事：本刊自四月号开始发表柳青新著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稻地风波》，约半年载完。小说如期于1959年第4期《延河》月刊上开始连载，到第11期载完。刚开始，书名是《稻地风波》（《创业史》第一部），从第8期开始，去掉了“稻地风波”四个字，直接叫“《创业史》第一部”，并于版面右下角发了一个说明：从本期起，柳青同志接受读者的意见，取消《稻地风波》书名，改叫《创业史》第一部。

    《创业史》发表后，为了更好地修改，柳青请中国青年出版社把社会各界对《创业史》的批评意见收集起来。出版社安排资料室认真收集整理以后，安排王维玲同志去长安亲自交给了柳青。

    1960年1月23日，柳青把小说上卷的修改稿寄给出版社，同时告诉出版社，下卷的修改稿要迟一些，争取2月底3月初寄出。一是因为第二十二章要推倒重写，二是因为哮喘病发作，如果住院了，寄稿时间还要更晚一些。出版社非常体谅柳青，说时间由柳青自己安排，并表示，收稿后，出版社会尽量抓紧，争取又好又快地出版。3月初，出版社一收到小说的下卷，就按急件付排了。为了抓紧时间，力争在7月份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之前出版这部小说，文学编辑室和计划、印刷部门还开了个会，大家达成共识，力争每个环节都不拖延时间。

    《创业史》第一部普及本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首印10万册，这就是《创业史》的初版本。此外，出版社还装订了一种布面精装本、一种毛边纸本。毛边纸版本没有版权页，因为纸张特殊的缘故，书明显要厚一些。这三种版本都是上下卷，36开的小开本。之后，出版社还印了一部分32开的大开本平装本和纸面精装本，由上下卷变成了单卷本。柳青认为大开本的精装本很好，建议出版社多装订一些，给各省都发一点。

出版社每天都接到好几起电话和来信，要求额外供应这本书

    《创业史》第一部一出版，便供不应求。出版社曾整理了一份资料，资料中说：“出版社办公室每天都要接到好几起来自不同单位或个人的电话和来信，要求额外供应这本书。有的直接和办公室打交道，有的通过领导来要，有的通过有关部门来要，某机关财务科的通过我社财务科要，某机关的通讯员通过我社的通讯员来要，人民文学出版社样本组有一位同志再三要求我社样本组的同志，无论如何要挤出一本给他，并说，这回你们答应我们的要求，将来我们也可答应你们的要求。”《创业史》一书难求，由此可见一斑。

    《创业史》的发表与出版，在文学界引起的关注与反响，也出乎人们预料。一年多的时间里，报刊的评介文章就有五十余篇。作品出版后不久，茅盾就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中，把《创业史》作为“通过艺术形式反映出来的真实的生活”的典型。许多评论家都用“我国当代反映农村生活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现实生活的历史容量具有了史诗性的规模”等说法对于作品给予极高的评价。

    在文学评论界，由《创业史》的评论，也生发出了“如何描写社会生活的矛盾冲突”“塑造新人形象”，以及怎样看待作者的“主观抒情与议论”等问题。朱寨、韩经长、李希凡、冯健男、严家炎、张钟、阎纲、蔡葵、林非等著文参与了讨论。严家炎在《谈〈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等文章中认为，在反映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伟大事件的深度和完整性上，《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的塑造上。而梁生宝在当代农村小说“新英雄人物”的塑造中，虽然是在水平线以上，但其成功的程度，并不像大家推崇的那样。这些观点，在当时受到大多数批评家的反对。柳青本人也在《延河》发表文章《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对严家炎的观点，提出了反批评，申明了自己的艺术主张。

人类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是不会断的，在这条道路上既有继承，又有不断的革新

    一部《创业史》，尽管涉及特定时期的合作化运动，尽管历经了60年的沧桑演变，但仍然被专家和读者视为当代的经典之力作而不断解读，被大众读者视若“不隔”的文学佳作持续热读，盖因作家立足于生活的深处，撷取时代的激情，写出了社会变迁在人们心里激起的层层涟漪，在精神世界引发的深层悸动。柳青一再说他的《创业史》，表面上写的是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是写农民走进新时代之后，对于公有制、国家化的认识与接受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即从私有到公有，从“小我”到“大我”的心理变迁与精神成长。从梁生宝、郭振山、高增福、改霞等，到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等，都是这一历史巨变进程中不同阶层人的典型代表，他们以各自的自然反应和精神变异，既体现着旧时代农人的蜕变与新时代农人的成长，也折射着社会主义新农村艰难前行的某些侧影。社会的重心是人民，人民的内核是心灵。正是着眼于心灵深处和精神层面的博弈与变异，使得《创业史》卓具超越历史限定的深厚内力，而成为人们认知合作社时期社会剧烈变动引发农人心灵变动的一部史诗性作品。

    现实主义文学在其演变过程中，不断拓新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但彼此贯通和不断传承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那就是热切关注现实，强力介入现实，高度重视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命运形态，真切地书写所经所见，坦诚地表达所思所感。正是由于秉持了严谨的现实主义手法又贯注了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柳青有力地超越了当时文学创作一般难以超越的局限，越过了人们习见的政治运动与社会事件，潜入时代变迁中人们的命运转机，及其经历着巨大变动的心理世界，写出了反映新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社会的、思想的和心理的变化过程”（引自柳青为《创业史》第一部所写的“出版说明”）的史诗性作品《创业史》。

    柳青坚定而充沛的现实主义精神，与他对于文学与生活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有关。他的“三个学校”说（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六十年一个单元”说，都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强调了社会生活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创作时专心致志的重要。这种对于文学的认知，实际上就奠定了他必然操持现实主义的重要基石。而对于现实主义，他的认识一直是清醒而坚定的：“人类进步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是不会断的”“在这条道路上既有继承，又有不断的革新。”

    柳青的这种卓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创作追求，对于当代作家尤其是陕西作家的影响，是巨大和难以估量的。在回顾《白鹿原》的创作过程时，陈忠实就明确告诉人们：“我从对《创业史》的喜欢到对柳青的真诚崇拜，除了《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之外，我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另一位陕西作家路遥，更是视柳青为自己的“文学教父”，他也把柳青的现实主义文学写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高度。写作《平凡的世界》，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文学名著，但《创业史》他读了7遍。柳青创作中浓烈的人民性情怀，深湛的现实主义造诣，使路遥获得了极大的启迪与激励，他认为：“许多用所谓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和文学要求的现实主义精神大相径庭。”他坚信：“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基于这样的文学认知和文化自信，路遥在文学界以追逐新潮为时尚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依然秉持现实主义写法，坚守现实主义精神，锲而不舍地完成了三卷本《平凡的世界》的写作。《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路遥专程去往皇甫村，祭拜柳青墓。他是在向自己的“文学教父”拜谢，也是在向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致敬。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经典的魅力是永恒的。柳青的文学追求和他的《创业史》，以刀削斧砍般的现实主义精神气度和艺术风格，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范，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风云，柳青和他的《创业史》还会以作家学习、论者研究和读者阅读等方式，在当下的文学生活中持续发生影响，继续发挥作用，感召和激励当代文学人在新的时代攀登新的文学高度，构筑新的文艺高峰。

    （作者：白烨，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