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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03日 星期三

    建构戏曲音乐批评的时代话语

    作者:孔培培 《光明日报》( 2019年07月03日 14版)

        戏曲音乐批评在当下戏曲理论研究与舞台批评中常常处于相对薄弱的位置,甚至是一种缺席的尴尬处境。诸多复杂原因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即是当前的戏曲音乐批评,缺少一整套可以参照的科学而系统的话语范式。无论是戏曲音乐评论中所经常看到的“观后感”或“听后感”式的感性叙述,还是脱离音乐本体而过度追求泛美学、泛文化的文字,以及囿于技术分析而忽视观众接受的片面立场,都导致了戏曲音乐批评的专业性与指向性不强,批评的力度和社会影响力不足。于是,确立行之有效的戏曲音乐批评的话语范式,完善批评话语范式的理论建构,是当下戏曲音乐批评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针对一部戏曲音乐作品的批评,至少需要在三个维度上进行观察思考与理论阐释,即史学视角下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艺术表达观念下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问题、创作主体视角下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一部戏曲作品的产生或者某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这一艺术门类的历史发展阶段及其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将批评对象放置在戏曲音乐发展的整体脉络中予以考察,厘清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方可对一部作品的史学意义、艺术品格和价值判断,给予清晰明确的定位。比如,针对某位演员唱腔艺术所进行的批评,要将其放置在艺术流派、师承渊源的纵向视角下,既要考察其对前人艺术风格的继承元素,又要分析其个人艺术表达在传承脉络中实现了怎样的发展与突破,以此总结演员个体成就对流派传承乃至剧种音乐整体发展所具有的实践推进意义。这种在史学视角下开展的音乐批评,能够从更加专业的角度完成对戏曲音乐现象的评价与定位,避免了就事论事、就人谈人的视野局限。

        戏曲音乐不是脱离于戏曲艺术而独立存在的纯音乐形式,它的结构布局、元素取舍必然要与戏曲的综合性特征相辅相成,这也是戏曲音乐作为不同于纯声乐、器乐作品的特殊性所在。由此,戏曲音乐批评既要有将音乐放置在戏曲综合艺术下进行整体性观照的视点,也要有将音乐作为声乐(唱腔)、器乐(伴奏)形式进行本体分析的能力。在现代京剧《红军故事》的创作构思中,以老红军的回忆与讲述作为线索,串联起情节彼此独立但精神高度一致的三出小戏。看似三出戏、实则一场戏,这种文本结构方式使得该剧的音乐创作,既要突出每一出小戏的音乐品格,又要在整体上保持艺术风格的统一。在细节处理上,《半条棉被》一场的音乐在紧凑的剧情中展现了青衣、花旦、老旦三个不同行当的唱腔特色,并将梅派、程派等不同流派的演唱呼应联结,完成了京剧旦角演唱艺术魅力的集中呈现。就音乐创作的整体性而言,《红军故事》音乐风格以传统元素为主,全场音乐浑然一体,并无场次割裂之感。由此,戏曲音乐的批评,须在观念上秉持以戏曲综合性的艺术视角来审视音乐在其中所具有的地位与功能,在方法上注重宏观与微观参照结合,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对应关系。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而言,有效地借鉴传统,以传统为师,同时注重现代观念与先进技法的表达运用,显然是戏曲艺术得以确立其文化身份、构成其艺术魅力的重要路径。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既要在人文精神与艺术内涵层面有效地承继传统,又要在观念更迭与形式手段层面,大胆突破传统与艺术惯例的羁绊。武汉京剧院推出的现代京剧《水上灯》,音乐创作者将汉剧唱腔巧妙融合在京剧音乐之中,通过戏中戏的情节叙述,实现了剧种之中镶嵌剧种的独特音乐表现形式。其作品音乐构思,在创作意图与观众定位层面显然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这种多剧种糅合并用的音乐写作方式,在为表演者艺术能力的呈现提供了更加宽阔路径的同时,也为这部作品的音乐打上了鲜明的风格烙印。再有朱绍玉先生创作的京剧《大宅门》,其核心创作素材来源于赵季平先生为电视剧《大宅门》创作的主题音乐,而电视剧《大宅门》的主题音乐恰恰又是取材于京剧音乐元素。这种影视作品与京剧音乐之间互借互用的创作思路与手法,最终成就了两部经典作品。由此可见,优秀的京剧音乐作品,离不开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剧本、演员所作出的创新之举。而在音乐批评的过程中,唯有将艺术作品纳入时代文化语境中,才能够对一部作品能否彰显出所应具有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内涵及其美学品质,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在把握当下戏曲音乐创作的整体水平与发展趋势的同时,对未来戏曲音乐的发展走向应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百花齐放”是对戏曲剧种发展的要求,实际上也是对包括音乐批评在内的戏曲批评的要求。在当下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戏曲音乐批评必然会呈现视角不同、观点林立的繁荣场面。对于具有专业性与理论性的戏曲批评而言,参照历史、着眼当下、立足本体、观照传统,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评论坐标;同时处理好继承与发展、整体与局部、传统与现代三种关系,用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戏曲音乐作品与现象,才能够得出更加辩证客观的学术批评话语。程砚秋先生在《我之戏剧观》中曾经指出,他的戏剧观离不开两项原则:“第一要注意戏剧的意义,第二要注意观众对于戏剧的感情。”由此,在批评观念的确立上,批评者既要有创作者的体验也要重视观众的情感,拥有创作意图与观众感知的双重乐感,注重台上与台下的双重体验,对于每一位戏曲音乐批评者而言,至关重要。

        (作者:孔培培,系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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