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传会：心中有一片海

    【走近文艺家】    

    他走遍了祖国的万里海疆，用笔记录下人民海军成长的轨迹。同时，他还将笔触伸向社会现实深处，创作出《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国新生代民工》等报告文学作品，它们如一面面镜子，映现出历史与当下。他说，报告文学创作是“走”出来的。

    清晨，当警卫营官兵的操练声如海浪般从窗外涌进来，黄传会已坐在工作室的电脑前，开始一天的写作。

    这是北京海军大院大操场旁的一幢二层小楼。隔着楼前苍翠的青松，能隐约望见阳光下闪烁着的水兵蓝色迷彩，那是海的颜色。工作室不大，书桌、书柜、电脑，与普通书房无二致。醒目的是落地衣架上挂着的那套军装——藏蓝色的海军春秋常服，五排资历章缀在胸前。黄传会说，在这样的环境中写作，踏实。

    1969年入伍，成为福建前线的一名炮兵；1972年入学南开大学中文系；1975年毕业后回到部队；1977年进入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从一名创作员，到副主任、主任。多少个日子，黄传会与水兵们相伴，迎着海风起航，枕着波涛入眠，在狭小的舰艇舱室里记录下每天的所见所闻、感动与思索；抑或如此刻，在海军大院里，伴着海军士兵们的操练声，写下一行行文字。

    报告文学创作是“走”出来的。初入海政创作室，黄传会便暗下决心走遍祖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踏上每一个有海军官兵驻守的小岛。从旅顺口，到威海、青岛、吴淞口、舟山群岛、三都、厦门、汕头、榆林，再到西沙、南沙……旖旎壮阔的万里海疆，丰富多彩的军旅生活，给了黄传会丰沛的创作源泉。

    记录我国海军百年史的“中国海军三部曲”，回顾海军潜艇部队创建史的《潜航——海军第一支潜艇部队追踪》，讲述海军初创时期传奇的《中国海军：1949—1955》，追忆歼-15舰载机工程总指挥罗阳的《国家的儿子》，记录中国海军也门撤侨的《大国行动》……它们如一面面镜子，映现出历史与当下。“人民海军创建70年来最为精彩的莫过于‘一头’与‘一尾’。”黄传会说，初创时期5年，在张爱萍、萧劲光等老一辈将领的带领下，人民海军从白马庙起航，艰苦创业，披荆斩棘，那是最出精神力量的5年；近10年，人民海军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上，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编队环球航行、亚丁湾护航、辽宁舰入列、也门撤侨，从最初近岸防御型的“黄水”海军、近海游弋的“绿水”海军，发展为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蓝水”海军。

    在黄传会笔下，这道驶向深蓝的航迹纵然是壮丽的，然而它又是由一帧帧温婉动人的风景构成的。那些看似幽渺的细节，在他眼中如“早春的花蕾、盛夏的谷粒、晚秋的红叶”。

    他忘不了旅顺口外那个叫圆岛的小岛。岛上没有土，战士们便利用出差、休假的机会带回一袋袋、一箱箱土，修填起一块又一块小小的梯田，种上了菜蔬，被称为“一把土精神”。

    他忘不了渤海湾上的小海山岛。那是海军的一个靶场，一名战士孤身在小岛上坚守了十个春秋。正是黄传会的《设有靶标的小岛》，让人们记住了那个为了收听中国女排比赛实况，举着收音机在岛上来回奔跑寻找信号的战士。

    他忘不了潜艇老兵宗韵旭。因中风，宗韵旭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可40年的潜艇兵生活，让老人在耄耋之年依然每天收看海况预报，关心着舰艇能否出海。

    他忘不了曾在“流动的国土”上出现的感人一幕。出访军舰开放日上，一位老华侨坐着轮椅上舰参观。快下舰时，他坚持让亲属把他扶下轮椅，低下头将脸贴在甲板上，双眼噙着泪水：“我这辈子恐怕回不了国了，但今天我已经回国了……”

    黄传会走遍了万里海疆，也越过了万水千山。

    希望工程的发起人徐永光曾说，希望工程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广泛的影响，与成功的传播分不开，与黄传会的名字分不开。1990年，徐永光告诉黄传会，贫困地区有很多孩子读不起书，建议他去写写这些孩子。于是，黄传会以太行山为起点，开始了遍及7个省（区）21个贫困县的长途跋涉。他说，这是一次艰难的采访——并非旅途之劳累，而是当那些被贫困阻隔在校园外的花儿般的少年用渴望的眼神望着他时，心中所产生的震颤、悲怆与焦灼。回到都市，为了不被种种喧嚣和欲念所干扰，黄传会在案头上摆放了几张采访时拍摄的照片，写累了就抬起头望上几眼。《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冰心深受感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评介文章。在贫困地区采访失学儿童的同时，许多乡村教师的故事也深深打动了黄传会。“如果我们用蜡烛来比喻教师的话，那些乡村教师是两头都在燃烧的蜡烛。”他含着热泪，写下了《中国山村教师》。

    而后，黄传会一次又一次奔走于偏远山村和城市的角落，《中国贫困警示录》《我的课桌在哪里——农民工子女教育调查》《中国新生代民工》等作品相继付梓。其中，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将视线投向了农民工，这个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群体正面临着生存与精神的困境——一边是难以回去的故乡，一边是不愿意接纳他们的城市。作品发表后的，政府对农民工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其境况有了很大改观。黄传会说：“我手中既没有权也没有钱，却可以用自己的作品，为这个社会的弱者鼓与呼。”

    行走着，书写着，黄传会是幸福的。“因为报告文学，我抵达了自己的人生原本抵达不到的万里海疆、万水千山；因为报告文学，我阅尽了原本无缘得见的人间百态；因为报告文学，我痛并快乐着。”也因为报告文学，他的心中有了一片湛蓝的海。

    （本报记者 赵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