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名家的群像

    【读书者说】

    出版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人在“兴文化”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与责任。要完成好这个任务，就需要当代出版人的集体智慧和不懈努力。回望历史，我们无疑能够从与中国新式出版业相伴相生的大批杰出编辑出版家的出版实践中，获得许多宝贵而有益的启示，这也正是人民出版社策划推出、柳斌杰担纲主编的“中国出版家”丛书的主旨和目标所在。

出版人的眼光、才情和境界

    自晚清以降的一百多年来，出版业总是与文化共生共长，不断推出反映时代需要、体现时代精神、记录时代脚步的精品图书。而相对于外显的出版物和出版活动，出版人则居于幕后、内隐无闻，“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见丰功伟绩的辉煌，缺少厥功至伟的褒奖。但就是他们，对一个时代文化的生产方向和生产方式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书籍是对文化成果进行选择的产物，出版人就是选择主体，怎么出书、出谁的书，出什么样的书，与出版者的眼光、才情、境界大有关系，在最终的文化成果清单里，都带着编辑出版者的印记。杰出出版人往往就是出版机构的亮丽名片。在活跃于20世纪的出版前辈中，他们年龄不同，经历迥异，在出版业中各擅胜场，但大都具有三个共同特征：

    一是责任。他们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选择了出版这一行业，就忠于职责，自觉担负起国家文化传承、保存历史记录和民族记忆的角色。张元济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以昌明教育、传承文化为己任，撑起那个时代文化的一片蓝天；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也高度关注中国的教育，中华版教材滋养着无数青年学子；邹韬奋和他领导的生活书店，热爱人民，真诚地为读者服务，执着于进步出版事业，为民族解放呐喊，成为一代青年认识社会、思考人生、追求光明的灯塔。

    二是坚守。这些曾经风云一时的出版人一旦作出了选择，就执着坚定，安身立命于出版业，兑现着从职业到志业的初心。张元济、叶圣陶、章锡琛、舒新城、赵家璧、周振甫都是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出版。即便有争议的王云五虽几度进入政界，但都与出版若即若离，最终还是复归，终老于此。

    三是奉献。中国近现代出版家人人都学有专长，目达耳通，拥有相当厚实的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本，如果不从事出版，选择仕途、学术、商业都会有很好的发展。但他们用自己的出版实践，凸显了出版业的文化本位，纠正了只重市场利润的商业意识，体现了“小家”与“大家”的分野。他们用行动告诉人们，对出版业的评价主要不是码洋高低、利润多少的简单计算，而更多要从坚守理想信念、文化传承与创造的层面来体现价值、来衡量得失。

    出版业固有的幕后特征让出版人这个群体或多或少地被忽视、被遗忘，就像作为出版家的巴金长期被作为小说家的巴金所湮没。“中国出版家”丛书的本意就在于通过对前辈出版事迹的描摹阐述，真诚地向这一群体表达敬意，让他们的名字和业绩得以彰显，让他们的出版精神气质在当代得到呼应和接续。

出版人的活动、事迹和贡献

    为中国百余年来的杰出出版家树碑立传是“中国出版家”丛书的初衷，所以丛书的内容、主旨聚焦于“出版”，意在以传主的出版经历、出版思想为主线串联和描述，通过对个体人物在出版领域具体活动的评述，全面展现其出版业绩和思想轨迹，彰显当时出版业的总体面貌和历史演进。于是，我们看到陆费逵从主笔走到主编，从商务印书馆的业务骨干转身为中华书局的创立者，从民族危机的漩涡到出版事业巅峰的跌宕人生；观览了赵家璧从编辑《中国学生》杂志起步时的青涩稚嫩，到策划“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的成长成熟，到最后策划、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大家风范；见证了舒新城从爱读书的少年和出版界的边缘人变成以出版为志业，在抗战乱世中执着坚守，终成出版名流的全过程。每本书后的人物“出版大事年表”直观具体地将出版人的出版活动、出版事迹、出版贡献客观呈现在读者眼前。

    殊为难得的是，“中国出版家”丛书中记录的“出版人成长史”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铺陈出版事迹和摆陈功绩的层面，而是转向更为广阔的出版生活史领域，着力呈现“出版人”的“人”的要素，自觉地将目光下探，深入挖掘出版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多方面地进行细节描摹，从他们的衣食住行、休闲娱乐、日常交往等个人生活入手，折射出我国近现代以来出版界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多个侧面，透视出版家各种行为背后凝结的潜在的作者与出版者、文化与市场、商业与理想的复杂矛盾，将所谓“时局、格局、饭局”有机统合，展现出版行业与国家、社会、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和频繁互动，令人耳目一新。

    此外，出版生活史是“出版从业人员以及与出版关系密切的人群的日常生活史”，不少传记都从这一视角出发，通过细致展现传主的“朋友圈”勾勒出他们作为出版家、文化人、经营者的生动形象。《中国出版家·邹韬奋》（以下用简称）、《王云五》《舒新城》等书都设专章细致论述了他们的人际交往情况。微观化、生活化的内容细节和写作方式将这群台前无闻、默默奉献的出版人活跃的一面真实展现，这种“别传”式的写法和视角让传主摆脱了过往著作中树立的刻板印象，把活生生的“人”立了起来，如《章锡琛》中“开明酒会”的论述就是典型，通过酒会上茅盾背《红楼梦》、钱君匋入会考验等小故事的叙述，表现了当时的出版人章锡琛、夏丏尊、丰子恺、叶圣陶、郑振铎等的不同个性，章锡琛的豪爽、丰子恺的醇厚、夏丏尊的宽和、叶圣陶的大气都跃然纸上。

出版人的职业精神和情怀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知兴替。“中国出版家”丛书通过对出版名家历史的场景呈现、事迹的阐幽发微，让这些社会文化事业的幕后英雄浮出地表，塑造了他们的集体群像，进而让大众走进他们的生活世界和工作场域，近距离瞻仰其出版风采，追怀其精神特质。

    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意识是出版精神的内核。中国出版家们自觉地将“文化的出版”当成职业理想和追求，有着神圣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意识。张元济认为出版事业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他毕生坚守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抢救整理珍稀古籍、选择引进西学、创办各类开风气之先的新式期刊，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家庭式印刷所改变成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文化机构。陆费逵献身出版业，也是基于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他曾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王云五面对日寇轰炸，商务印书馆损毁大半的危亡时刻，发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战斗口号，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五个多月的努力之后，终于宣告复业，实现了“日出一书”的奇迹。邹韬奋则将出版人的文化使命和责任担当与现实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书籍杂志在他的手里成为对抗反动统治的战斗武器，是引导大众走向自由、解放的向导。

    工匠精神是出版品格的外显和具体化。中国出版家们对待出版工作有着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叶圣陶的工作信条是“我事必尽为之，以将去而敷衍了事，又所未敢也”，对于经手编辑出版的每一本书刊，书刊中的每一个词句、每一幅图片、每个标点符号，都是极为负责的，“不惮斟酌再三，不厌屡易其稿，务求做到尽可能完善”。舒新城对每一部自己责任编辑的图书都相当严谨、认真，对每一则史料的来源及日期必定要考证清楚，“每篇均需详查其来源，考核其时日”“对书中采用之篇章，均详细注明出处，有删节者，加以注明”。

    甘于奉献是出版精神的高境界。中国出版家们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对个人得失利益毫不计较，甘于奉献，热心服务作者、读者至上是中国出版家的共同情怀。巴金总是平等对待、热心扶持作者，经常为作者改稿、校稿、抄稿，甚至撰写广告词。赵家璧为完成《中国新文学大系》，四处奔走，百般联络，将政治信仰、文学派别、学术见解各不相同的一批名家邀约在一起共同从事这样一个大型文化项目，他承担了所有的具体琐碎的工作。在大系启动的一年时间里，赵家璧和十位编选者的联系信件就达到了700多封。当然，辛勤耕耘带来的是丰收的喜悦；精雕细琢获得的是精品的流传。

    出版是一个传承性行业，也是一种文化创造。建设文化强国，出版是重要的、基础性的行业，也是对人类文明作出突出贡献的行业，产生了许多需要被后人熟知的名家大家，他们是文化建设的脊梁。“中国出版家”丛书自2012年10月启动，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至2016年8月首批推出了巴金、陆费逵、章锡琛、赵家璧四位出版家的传记，2017年初又出版了写叶圣陶、邹韬奋、张元济、郑振铎的四本图书，王云五、舒新城、徐伯昕、陈原、邵洵美五本在2018年上市，随后的第四批再推数册，总计已达18册，涉及19个传主。2019年，预计会有更多的出版名家的传记陆续问世，出版家人数将越来越多，群像越来越庞大。相信，随着这套大型丛书的一本本推出，出版计划的一步步落实，中国出版名家的群像将更加光彩夺目，其精神和风范也会永久地滋养、激励着当代中国出版人。

    （作者：范军，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建辉为广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