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圆桌对话】
嘉 宾：
主持人： 本报记者 俞海萍
嘉 宾：
刘佳义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孙庆聚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央党校副校长
阎晶明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刘士林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千年大运河，锦绣贯古今。在见证过时代变迁、人事代谢之后，这条古老的河流又迎来了新的历史节点。中办、国办日前印发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以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提供了政策支撑。我们今天邀请了四位嘉宾，就如何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展开讨论。
1.一曲流淌的文化
记者：大运河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它承载着众多的文物遗存，流淌着多样的伴生文化，也凝练着丰富的运河文化精髓，是一曲流淌的文化。您怎么理解大运河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刘佳义：大运河是一条母亲河，它不仅养育了沿线千千万万百姓，而且积淀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尽管今天它的某些功能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却历久弥新、熠熠生辉。与多数文化遗产不同，大运河文化遗产有其特殊性：一是大运河是流淌的、活态的，不是静态的文化遗产。二是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分布不是一个点、一个面，而是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巨型带状大遗产。三是大运河文化遗产今天总体上仍在使用，并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这种独特性，决定了对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是积极的活态保护。
阎晶明：如何让大运河文化既有统一的文化内涵又不泛化，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一，大运河是一种很复杂的文化现象。从概念上讲，大运河文化和大运河沿线的文化既有统一的内涵，又有明显的区别。大运河涉及到八个省市，沿线的文化是非常丰富的，但不能把它所经过的地方的文化都视为大运河文化。因此，我们需要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在两者之间做一些区分、识别的工作。
第二，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沿岸也产生了很多故事。怎么让这些故事与大运河的内涵联系起来？怎样把这些故事变成讲述大运河的故事，而不是大运河沿线的故事？大运河本身承载不了那么多丰富的文化，需要把它承载的文化提炼出来。
第三，大运河本身是个水利工程，但它在历史上还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作用，同时又具有流动性，加强了南北方的联系。它既打通了自然的河道，也开凿了人工的运河，在科技方面的价值也很高。这些都需要更专业的人去挖掘。
刘士林：就我个人而言，更倾向于把大运河丰富多样的文化层累和精神内涵理解为一个“城市文化形态”。西方有句名言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我们团队十多年前也提出“大运河的历史，是一部运河城市发展史。”大运河不仅是一个跨区域的经济和商贸通道，也是一个跨区域的文化和生活空间。如《纲要》所说，大运河文化带涉及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六大区域文化，包含了水利、漕运、船舶、商事、饮食等多种文化形态。因此，不管是哪一个专业和学科，都不可能装下这个时空跨度如此巨大、文化层累如此丰富的“巨型文化综合体”。
从大运河城市文化出发，可以提供一种完整的认知视角。芒福德曾有一个观点，说城市从起源开始就是一种“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特殊的构造”。我们也可以说，与大运河一起成长起来的运河城市，不仅是运河文明成果和文化创造的主要策源地，同时也是传统运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核心存储库。城市文化的框架，比文化遗产、水利工程、工商财税等更容易把握其全面和整体。同时，与中国古代占据主流的农耕文化不同，运河城市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多样性，具备开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良好资质，也最容易和国家新型人文城市建设找到共同的语言。
2.一个凝聚的共识
记者：大运河总长度约3200公里，其保护利用涉及多省市区，面临着诸多挑战。您认为，大运河的保护目前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应如何改进？
刘佳义：比较突出的矛盾分布在四个方面。
一是保护力度不够，内涵挖掘不深。地方普遍重视地面景观，忽视考古发掘保护。比如大运河沿线有450余项代表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项目和传承人扶持力度还需增强。再如，浙江许多文化遗产基础数据分布在各县区，没有形成完善规范准确的数据库。
二是生态环境治理薄弱。我们了解到水的现实情况十分严峻：在黄河以北，部分运河河道淤积富营养化严重，水源减少，水质较差，许多为劣V类；部分在用古代水利工程管理失范，年久失修严重老化；违章建设、违规排放等行为时有发生。运河防洪、排涝、供水、航运、环境、生态等多功能的冲突不断出现，运河水工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在力度、深度、广度上都不够。
三是统筹协调管理机制尚未健全。大运河主要由水利、交通、文物等部门交叉管理，“九龙治水”现象明显。运河河道由水利部门管理，沿线污染控制由环保部门管理，沿线土地由国土部门管理，河堤上防堤林又由农林部门负责。管理机构多，运河水利工程遗产被现行管理体制人为分割，合作机制运行难；部门争利益，省际之间、市区县之间不同类型诉求矛盾多；协调内耗大，有些问题部委部门之间协调难。
四是开发项目缺乏统筹设计，同质化明显。无论在京杭大运河还是隋唐大运河，沿线不时出现一些打着文物保护旗号，兴建各类公园、园区、开发房地产等建设项目，跑马圈地现象突出，甚至损毁历史遗存。运河沿线地方政府在古镇古村和历史街区的保护利用工作中，规划设计重“物”轻“人”；功能业态重“客”轻“主”；文化挖掘重“硬”轻“软”。村镇的历史源流、民风民俗、传说故事、传统技艺等历史文化内涵的挖掘整理严重滞后，百姓的运河文化记忆逐渐模糊，与运河的情感联系日渐淡漠。
孙庆聚：当前的突出问题是《纲要》下发前，现行区划内已经有存在了十几年几十年、并为当地提供了和正在提供着可观经济社会效益的工矿、企业、公司、商场、店铺等生产、经营实体的地上建筑及民居等。而《纲要》规定，大运河沿线凡具备条件的有水河道，两岸各1000米范围内为滨河生态优化空间，2000米范围内为滨河生态空间核心监控区。生态优化空间和生态空间核心监控区内已建、在建的一切违规建筑都应限期拆除，这是不能碰的底线和红线。
现在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上下认识不完全一致。建议国家层面在认真调查研究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抓紧出台稳妥可靠的解决办法；地方层面也要有全局观念、大局意识，应当看到建设好大运河绿色生态廊道以后所产生的生态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只有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才能形成一股保护传承大运河历史文化遗产的合力。没有这股合力，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不了的。
阎晶明：当下各地保护的热情很高，落实《纲要》也很积极，但还是存在各管一段的现象。《纲要》已经分析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大运河遗产保护压力巨大，“碎片化保护现象突出”，“合作机制亟待加强”，“部门间协调配合还不够”，“区域间资源整合、生态利益调节的常态化协作机制不健全，缺乏跨区域协作的有效平台，难以形成大运河各类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合力”。调研中我们也看到，在连“珠”成“串”，即“珠”的擦亮与“串”的衔接方面，还有许多因缺少协调造成的不平衡现象。沿线各地方文化意识普遍增强，但“带”的意识还存在明显不足。
刘士林：大运河文化带本身具有“年久失修”的特点，同时由于涉及的主体多、关系层级复杂，再加上《纲要》提出的要求高、时间紧、任务重，现在各方面的问题和挑战也集中表现出来。我个人认为，在当下应优先考虑和做的工作，还不是一些局部的具体问题矛盾，而是如何认真研究和吃透《纲要》的战略意图和核心要求，把一些长期以来拖而不决、争执不下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放到《纲要》的总体框架下予以审视和研判，查找深层次根源，求得根本性解决。
对此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认真研究和领会《纲要》的中心思想，避免用自己的“老一套”或“小算盘”来曲解《纲要》，比如有利于本专业、本部门的就“用”，不利的就“视而不见”。要以《纲要》为做好各项保护工作的基本遵循。二是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在《纲要》的宏观指导下，编好各自的“小规划”，避免“比葫芦画瓢”。“小规划”的高水平研究和编制，是《纲要》高质量落实的关键。三是要避免各自为政，切忌“本位主义”，以致出现一些“明星城市”或“明星工程”，而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层级关系及分工协同机制的大运河文化带。
3.一项系统的工程
记者：大运河是历史的，更是当代的。您认为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有什么重大意义？
刘佳义：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建设的是大文化，包含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内涵。正如《纲要》列举的保护传承利用重点任务，囊括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城乡区域统筹协调等多个方面。应树立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推进保护、传承、利用等各项工作。
刘士林：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实际上一直在探索中。甚至可以说，《纲要》本身和地方政府、学术机构、文化企业、社会团体、媒体甚至是一些个人长期以来的呼吁和踏踏实实的保护工作密切相关，是集体智慧的集大成和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关于《纲要》最直接的意义，我想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一是提升了高度。《纲要》首次提出了作为区域发展战略的大运河文化带，把过去各地自发的、局部的、冷热不均的保护提升到自觉的、全域性的、统一协调的整体保护。二是深化了内涵。《纲要》提出的“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超越了在申遗过程中确立的“非遗框架”，解决了保护、传承与利用、发展的矛盾，形成了新时代建设中国大运河文化带的完整功能定位。三是具有约束性。《纲要》把过去可有可无、可轻可重的文化保护传承，变成了国家的意志和要求，纳入国家机关和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政策和机制保障。
4.一幅壮美的画卷
记者：推动大运河保护，既是文化工程，也是精神工程和发展工程。您认为此次中央下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对在新形势下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及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哪些新思路？
孙庆聚：保护修复优化大运河沿线自然生态，建设一条永久性绿色生态廊道，为打造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文化遗产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保障，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任务。《纲要》首次提出保护修复优化大运河岸线自然生态、建设大运河绿色生态廊道的战略任务，并就加强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作出统一规划部署，为大运河绿色生态廊道建设提供了政策性的权威依据。对于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及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发展来说，《纲要》给予了一种全景式的关照，提供了一种实体性的支撑，具有里程碑意义。
建设大运河绿色生态廊道是一篇大文章，目前刚刚点题和开篇。我们应通过健全完善社会参与机制，最大程度地把沿线广大群众建设热情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吸纳进来，做到上下同心，万众一心，合力谱写大运河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的壮美篇章。
阎晶明：《纲要》在保护理念上体现了很强的时代特征，比如它特别强调对生态的改善和保护。这个提法第一次出现在大运河讨论范畴内，体现了新时代的新概念、新要求，和中央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相一致。另外，《纲要》也更有全局观，强调统筹协调，上下联动。当然，这要具体落到实处，还需要各地加强配合、统一协调。
刘士林：长期以来，一涉及到文物、古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如何界定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的边界？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就会导致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果没有积极性，就祭起“保护传承”的大旗，拒绝利用和发展，相反则是借利用和发展之名，大肆毁坏和破坏运河两岸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纲要》开门见山提出“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多次强调“以文化为引领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高度统一”“六大高地（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凸显文化引领”。这不仅为解决保护和利用的矛盾确立了一个新的原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出了新的设计，同时也明确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主线，即以文化带建设引领中国大运河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