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校要发挥“走出去，引进来”的独特作用

    【知与行】

    湾区发展需要三地高校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创新合作机制和构筑人才培养高地等方式，全面加强科教合作，尤其需要加强发挥港澳高校可以“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独特作用。5月初公布的2019年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亚洲大学排名，清华大学取代此前蝉联三届榜首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排名第一。排名前100的亚洲大学中，有26所中国高校。值得注意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共有10所大学进入榜单前100名，其中香港6所，广州2所，深圳、澳门各有1所。

扩大腹地，争取更多资源和生源

    为了面对智能型社会的需要和广东进一步的发展，广东十多年前已促成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的合作，开办的联合国际学院，至今已经培养出1万多名毕业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在内地的影响与日俱增，吸引了不少优秀学生报考，在招生成绩上更成为广东首屈一指的高校；即将开办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南沙分校，面积是香港总部的一倍，以港科大的世界级科研实力，以及南沙位处广州、东莞和佛山三个中国制造业重镇而言，将来在科研以及科研成果转化上也将有很大的贡献。

    香港高等教育在内地的延伸，不少分校项目都有当地地方政府“拎包入驻”政策和长期资助的支持，这不但可以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才，也可以直接及间接为香港带来有形和无形的好处，当中包括争取更多的资源开办香港没法做到的学科和科研，以及因此而获得更为靠前的国际排名和国际声誉。

促进人才流动和高等教育发展

    去年，全国有近66万学生出国留学，仅新加坡接收中国的留学生就达5万。而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是高等教育发展首屈一指的亚洲大都市，由于各种政策的限制，目前只有12000多名内地生。其具体流弊可见于现时香港的公立院校不可招收境外自资本科生多于两成，而自资院校更不可招收多于一成境外自资本科生，当中包括来自内地、澳门和台湾的非本地学生。

    如只有发展成为教育枢纽的抱负，却无国际上其他湾区有总揽天下最优秀人才的政策、配套和胸襟，一切在高等教育上的宏愿抱负都只能如梦幻泡影。香港极有必要在充分保障本地生拥有公帑资助的就学机会情况下，增加境外自资本科生招生，为国家培养更多现代化的人才。

    笔者认为，香港高校有需要（起码是相当一部分院校需要）加强政校企产学研的合作，从纯学术转为加强科研转化应用、提升政策对策研究服务社会的功能。中国工程院、香港工程科学院及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去年共同发表了首份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科技整合发展的报告，指出香港若不加快步伐发展创新科技，自身竞争优势将消失。有学者曾直言，香港不缺科技人才，但科技发展落后于周边城市或地区，问题出在政策层面——未能将科技成果商品化或产业化。当中，香港的大学行政规定中，大量不合时宜的规定如教职员兼职受严格限制、科研成果及日后的获得基本与研究人员无大益处有关。十年前的港理大发明港产电动车MyCar、来自港科大的“超级独角兽”大疆创新（DJI）等都往外走，都是与上述原因有关。

    值得留意的是，以色列的创新科技发展于2015年用于民用研发的开支合共为990亿港元，当中商界占开支比率达86%，远超大学的11%及公营机构的2%。由此可见，产业主导研发是大势所趋，也需要粤港澳三地政府大力提倡和推出相关措施加以推动。

推动科研，不能只从大学开始

    港内有不少统计指出，STEM（科学、科技、工程及数学）等相关学科的大学入学成绩不断下跌，导致业界青黄不接情况严重。而职业教育跟不上本地及邻近地区的新兴产业需要，更会导致人才错配和地区竞争力下降双危机的出现。

    有见及此，去年，香港各间大学的STEM学科专家和教育团体在前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院士的牵头下，成立香港STEM教育联盟，希望从师训及中小学生的层面开始加强科学素养的教育及其创新精神，力图推动科研以至改革职业教育、并为发展高端制造业奠下更坚实基础。这些方面，仍然任重道远，需要粤港澳三地政府给予大力支持和通力合作去加以推动。

    在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包括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将难以简单地通过引入国外人才、争取合作研发，甚至收购境外成熟科研项目等形式加快本身的科研水平提升。取而代之是用自己的资金和人才，加上准确预测未来需要，以及利用强而有力的公共政策和高等教育政策，引领大湾区以至整个中国以高等教育为核心的科创高质量发展。

    （作者：周文港，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高等教育评议会秘书长、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