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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述往】
七秩岁月，光明日报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与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其中虽时有调整但却初衷不改的经济学等理论版，更是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发生着持续的重要影响。自1978年以来，我一直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尤其是理论版的忠实读者。当然，对光明日报的特别情感，还在于近年来又由其读者兼而为作者，从读者兼为作者的视角来看光明日报，感受更为真实，感悟也更为真切。
从读者到兼为作者的视界变化
在我们这些77级的文科大学生眼中，光明日报在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和学术繁荣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我读光明日报，就是从1978年2月在安徽大学经济学系学习时开始的。光明日报架设了我们追求知识的阶梯，拓新了我们理论学习的境界。可以说，在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文科大学生，都会有认真阅读光明日报的深刻记忆。
作为读者，看待光明日报的视角也是有变化的。
我读大学时正值改革开放刚刚开启，我们这些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对知识的渴求程度几近疯狂，对拨乱反正中的理论发展异常敏感。当时的经济学版刊登了许涤新、孙冶方、骆耕漠、卫兴华、宋涛、肖灼基、刘国光、张卓元等老一辈经济学人对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深入认识按劳分配、重视消费经济学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对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展开了讨论，有不少文章对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宏观调控问题提出了客观探讨。我们这些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能够通过光明日报学习到老一辈经济学家对经济规律的阐释、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介绍，了解到国家经济政策的方向以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受到的帮助和启发是非常大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任教，阅读光明日报理论版上发表的各学科的文章，成为我全面了解和深入观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动向的重要窗口。我注意到，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社会主义经济现象、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体系等方面的内容，成为光明日报经济学版刊文的重点，一批老中青学者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展开了讨论，对农村改革、价格改革、工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于光远撰文提出注重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厉以宁提出重视在整体性改革前提下各个不同部分的改革（如价格改革、工资改革、劳动制度改革、税制改革、银行改革、外贸改革、企业管理改革等）之间的协调和适应。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版刊发了一系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重点讨论了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其中也包括对外开放问题。此外，这一阶段经济学界的学术会议不断增多，学术界围绕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经济学版往往都会刊发系统而全面的会议综述，以飨读者。比如，在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讨论》的会议综述中，就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我国经济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展开的。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价值规律问题长期讨论的继续和发展”。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文章越来越多，涉及宏观调控、股份制、企业管理、投资、货币供给、国债、破产、承包制等诸多话题，一批中青年学者，如王梦奎、魏杰、马建堂、汪同三等人，也逐渐走入了读者的视野。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社政司工作期间，光明日报理论版的文章仍是我喜欢阅读的内容，其中既能看到高校著名学者在新时期的精品力作，也能看到高校中青年学者的新品佳作。通过它们，观察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状况、了解各学科学者的理论创新和学术新探，便与我承担的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的管理工作结合在了一起。比如，光明日报经济学版自90年代初期开始，刊发了一系列探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文章，《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方式》《论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计划和市场结合的重点和难点》等文章，刊发及时，也甚为解渴，展现了理论界对推进改革作出的贡献。此外，还有不少文章抓住了经济改革中的关键问题，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集中研究。比如，《二元经济结构与人口问题》《急需明确我国证券市场管理体制》等文章，在学术界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期，正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跨世纪”发展的时期，无论是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评审中，还是在跨世纪人才的遴选中，光明日报刊发的理论文章都是评价学科和学者理论学术水平的重要参考。作为社会科学科研管理者，从光明日报得到的帮助是不可替代的。
2010年我从武汉大学回到教育部工作后，作为光明日报的读者身份依然，没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也成了它的作者，进一步体悟到光明日报理论版对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的作用。
反映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
只有在探索和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中，哲学社会科学才能把握历史脉络、推动理论创新、找准学科定位。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一个星期之后，12月2日的光明日报经济学版就以“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题，发表了卫兴华、逄锦聚、洪银兴、刘伟、林岗、黄泰岩、张宇、何自力等学者的文章，对如何坚持好发展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深入探讨。我作为其中的学者，提出要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新规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这一专版文章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后，在全国各大报刊中最先、水平和层次最高的一次理论展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发挥着先导和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的讲话中指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并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这既有现实的问题导向，也有学科和理论本身的问题导向。比如，在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脱离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现象，已经成为制约“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的关键问题。即使在对《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解中，也鲜有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相应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甚至没有对相应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意识。记得2017年初，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谈了以上这些见解，引起学界同仁们的赞同，突破经济学学科发展的这一“困境”也几成共识。没想到，就在这次研讨会上，光明日报的编辑就同我讨论起这一问题，提出了重视“一论二史”实际上是中国学者长期的学术夙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的必然途径等观点。这是一个有着深刻学术眼光的见解，反映出光明日报的编辑们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2017年7月11日，光明日报以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题为《“一论二史”：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理依循》的文章。这篇文章从约稿到刊发历时半年，在与编辑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我明显体会到，坚持问题导向已经深刻地嵌入到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们的理念之中。
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锲而不舍的不懈追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具体学科和理论问题上不断探索，是一个积微成著的过程。去年上半年，光明日报的编辑与我谈起，希望能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从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一些探讨，并建议从新中国成立70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特别是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经过近半年的努力，2018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历史路标和时代意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和发展概略》一文，就是我的最终成果。文章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上，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发展脉络，也体现出光明日报作为联系知识分子的桥梁纽带，作为理论阵地和学术高地，在与学术界共同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时代是中国“强起来”的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希望，光明日报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顾海良，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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