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的使者 知心的朋友

    在我的心目中，你就是光明的使者。随着黑暗的逝去，你带着最初一线阳光来到我们面前——光明日报，一份天天报道光明的报纸。每日每时，你总是首先向我们问候晨安。你忠实地向我们报道一个新诞生的社会，曾经以多大的信心战胜艰难、引导我们走向光明的艰苦历程。

    光明日报，总是带给我们以希望和信心，是一位向我们昭告新时代降临的美丽的持花使者。

    不论是在风清月朗的静好年月，还是在风浪迭起的艰难时刻，七十年风风雨雨，光明日报时刻守护在我们身边，以坚韧的信念始终鼓舞着我们。作为读者，我们热爱且亲近，我们互为知心朋友。

    光明日报明确定位于面向知识界。这种定位加深了我们的亲切感，通过阅读，我们不仅可以知天下事，而且还可适时地知学术界的新闻。光明日报是知识界的知心朋友。

    光明日报创刊的时候，我还在遥远的南方。作为当时的知识青年，通过这份报纸，我学到了许多知识。文学副刊，那是必读的，历史、考古、经济、哲学，都是一扇扇向我打开新知的窗口。

    我特别喜欢文学遗产专刊，那些作者均是名家，如余冠英、陈翔鹤、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等，对我而言都是遥不可及、需要仰望的巨人。后来到了北大，同学中有人率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研究文章，我的内心更是羡慕得不得了。

    我和光明日报接触最多的应该是文艺部。陈丹晨、秦晋，北大的几位学友都曾在文艺部主持过工作。我早期的投稿多半是在文学副刊上，写些小散文，偶尔也写些短诗。而我成为比较经常性的投稿者，应该是在韩小蕙编副刊的时期，她本身就是散文作家，联系着北大一批作者，如季羡林先生等。

    韩小蕙常往北大跑，我们也常在北大见面。对于韩小蕙而言，季先生是好作者，几乎有求必应，从不拖欠，而我，惭愧，是“懒”作者，常常拖欠。好在小蕙好脾性，我们成了好朋友。

    当然，对于报纸和我，我们都不会忘记我的一篇小文发表的前前后后。20世纪80年代，由北大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等联合发起的诗歌理论研讨会在南宁召开，会议围绕新诗潮的崛起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光明日报资深记者黎丁先生到会，他聆听了全部发言。丰富的经历、敏锐的观察，加上职业的敏感，让他确认会议对于新时期文艺和诗歌特殊的、不凡的意义。临散会，黎丁先生向我约稿，拟用一个专版报道这次研讨会的内容。

    散会后回到北京，我写成了一篇小文——《在新的崛起面前》。此文于1980年5月7日见报，并不是预期的专版，而只是单篇。

    不想这篇小文却掀起了大浪。从20世纪80年代第一年，持续到80年代中叶，论争、批判的浪潮持续不断，不仅惊动了诗歌界的高层人物，甚至涉及社会的其他层面。那时，“崛起论”被认为是不健康的和有问题的。我本人包括发表它的光明日报，以及引荐此文的黎丁先生，可能都受到了连累。为此，我深为不安。

    好在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宽容，同情以及理解，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作为当年的一篇小文的作者，我终于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历史也恢复了它正常的行进轨迹，当年的纷争终于平息。人们终于有机会冷静且公正地面对当年的南宁会议以及关于“朦胧诗”论争的意义，包括这场论争给中国新时期的文学、艺术以及诗歌带来的正面的、积极的、可能也是深远的影响。对于我本人而言，我终于有机会向这份代表真理和正义的报纸致敬，向已经远行的黎丁先生致敬。

    （作者：谢冕，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