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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5版:红船初心特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8期)    上一版  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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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13日 星期四

    求知在乡土

    ——五位“博士生镇长”的挂职故事

    作者:本报记者 安胜蓝 夏静 《光明日报》( 2019年06月13日 05版)

        武汉大学博士基层服务团团队成员(从左至右)段永杰、胡姜、李秋成、葛孟钰、吴汉勋,到湖北基层乡镇挂职半年副镇长,在奋斗与担当中种下了为民情怀。人物素描:郭红松绘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为民服务解难题,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人民立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中国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先锋力量,让他们在奋斗与担当中不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把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才能使他们的青春在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中热情绽放。

        在吴汉勋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一张时间为“2018年9月15日”的照片。照片中,他和村民站在阡陌纵横的田埂上,身后是刚种上的晚稻,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吴汉勋还记得,那是他在湖北省京山县永兴镇挂职副镇长的第三个月,那天又和村民聊到种田的收入情况,村民告诉他,“种上优质稻,每亩增收了200多元”。

        现在吴汉勋已经结束了挂职,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并着手开始撰写博士毕业论文。闲暇的时候,他仍然会打开京山永兴“村镇工作交流微信群”,看看农村工作有哪些新要求,镇上又有哪些新发展。他知道,永兴镇始终是他的一份牵挂。

        2018年6月,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读博的吴汉勋,作为首批“武汉大学博士基层服务团计划”的团队成员之一,和4位博士生同学一起到湖北基层乡镇挂职半年副镇长。这个团队里有哲学博士、经济学海归、实验室“工科男”和前支教教师,同为党员,都怀着对乡村的关注,专业不同、背景各异的他们集结在了一起。

        带着想象和探索,他们第一次如此深入脚下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群,去理解真实的乡土中国。这段求知乡土的经历,打开了他们的视野,也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为民情怀。

    触摸真实的乡村

        说到挂职,博士基层服务团团长吴汉勋不是个新手,读硕士研究生时,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组织部实践锻炼的经历让他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看到这一次博士基层服务团的招募公告,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要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了解当下的基层实践,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吴汉勋说,“只有理解农村,才能理解中国。”

        尽管对农村工作做了充分了解,但是初到永兴镇,吴汉勋还是感到了扑面而来的压力和紧张感——他之前实习的角色是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时间坐在办公室里协助起草文件,但这次不同了,作为协管农业农村工作的副镇长,脱贫攻坚重任在肩,但他却无从下手。“没有时间茫然无措,只能一边干一边学。”吴汉勋说。

        不到一个月,吴汉勋实地走访了下辖的20个村,1个街道社区,1个物流园区,7家规模乡镇企业,座谈、走访干部村民200余人。他的脑海中那个轮廓模糊、粗线条的乡村图景,逐渐一丝一缕清晰起来。

        “乡村不是静止的、停滞的,它也在发展。”吴汉勋说,“我所看到的乡村,从村容村貌到居民生活条件,都比原来改善很多。但问题同样也很明显,比如治理内卷化、经济发展造血功能不足、粮食供应等,农村工作任务依然很重。”

        脱贫攻坚是当前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行走在乡间,对于博士镇长们来说,脱贫攻坚再也不是书本上一串串数字的增减,而是真切实在的与贫困的一场场战斗。

        葛孟钰来自遥感专业,是团队里唯一的工科生。出发前,他利用卫星获取了方滩乡的地表影像图——满屏幕绿色的群山中包裹着一点点白色,那是十堰市张湾区方滩乡的乡政府。他在沿海发达地区长大,生平第一次来到贫困山区,这里崎岖的道路、漏雨的土危房、简陋的旱厕深深刺痛了他。葛孟钰说:“以往在电视上看到的听到的,都不如眼前的让我震撼。我开始思考,凭借我的知识,怎样才能为他们服务。”

        “直面贫困。”李秋成这样形容他上岗的第一天,他和胡姜钻研经济学,都是在英国留学回来的“海龟”,走出繁华都市,深入山区农村,让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经济理论有时太宏观,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从根本上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需要我们跨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鸿沟。”李秋成说。

        胡姜的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在这里,他对脱贫攻坚的政策有了更多感悟。在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狮子沟村,他向村民宣讲易地搬迁政策,一位居住在山坡上的孤寡老人告诉他,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走出这里看看”,而易地搬迁政策为她“走出去”带来了希望。

        “她的话让我感触很深,易地搬迁政策不是凭空出世的,而是乡村脱贫真真切切的需要。”胡姜说,“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绝不是空话,所有政策的制定都围绕着这个出发点。三农问题、乡村振兴的政策研究,不能总是居高临下的审视,一定要深入乡村,真正了解乡村的情况和群众的需求。”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名校博士生来挂职副镇长,这在他们所在的乡镇还是头一遭。在当地干部群众的眼中,他们“学历高、智商高、素质高”,正是乡村振兴急需的“最强大脑”。

        32岁的段永杰是博士团里的“大哥”,在读博之前,他曾在贵州山区支教数年,长期关注乡村问题,做过多次调研,乡村对他来说并不陌生。他说,志愿者和镇长的视角不一样,前者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而后者不仅是观察者,更是实践者。“既然挂职副镇长,面对新市镇13.7万老百姓,身上背负了一份期待和责任,不能只看不做,要带着解决问题的想法去工作。”

        京山县新市镇有10个社区、20个村,有城区、有山区,村与村、组与组、户与户相对分散,到一些村组需要翻山越岭。段永杰选择了最“硬核”的方式来走访调研——他用800元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一有空闲就骑上摩托车走村串户调研。为了学习周边地区的乡村建设、产业发展等成功经验,他甚至独自骑行200公里,到邻近的沙洋县学习葛根种植。

        骑着一辆摩托车,段永杰每个月的调研路程都在1000公里以上。正是这种执着,让段永杰掌握了各村组的情况,并与当地村民建立了联系,大家都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建议告诉“摩托镇长”。在这个基础上,他有了清晰的思路,开始施展拳脚。

        根据新市镇城区与农村并存的区位,段永杰想把城市的需求与乡村的需求用“共享经济”的方式对接起来。城市的居民有休闲和娱乐的需求,但城市里这样的场地并不多,他鼓励和城区邻近的村把闲置的菜园集中起来,出租给市民周末种菜,平时则由村民提供有偿管理服务。段永杰算了一笔账:“一亩能分出10块地,每块地年租金大约在400元~500元左右,再加上劳务费,能让村民收入大幅提高。”

        段永杰的专业是传播学,挂职时还分管宣传工作。为了凝聚人气、让年轻人关注家乡发展,他提出并创立了“魅力新市”的公众号,每天推送村情、产业发展、文化活动等信息,吸引了许多新市镇居民关注。“乡村振兴离不开年轻人,乡村应该积极利用新媒体传播,凝聚乡愁纽带,吸引年轻人反哺乡村。”段永杰说。

        “不能光提出问题,还要解决问题。”和段永杰一样,博士团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乡村的发展积极思考,谋划对策。这些“最强大脑”们从乡村的旁观者转变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实实在在地投身到乡村的振兴中来,贡献出他们的知识和智慧。

        “如果不是来乡村,我们不会发现自己所学的知识竟然还有这样的‘打开方式’。”吴汉勋说。他在永兴镇开展了“党建+”脱贫行动,带领村“两委”进行理论学习,给他们讲解扶贫政策、脱贫案例,村里的白芨种植产业由村“两委”和党员带头,村民们积极参与,发展如火如荼。李秋成在柏林镇提议建立了合作社,采用集体收购的形式,把玉米线椒以好价格卖到了城市超市。葛孟钰甚至玩起了“黑科技”,利用卫星遥感技术为方滩乡、张湾区乃至十堰市的长时间序列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分析提供技术支持。

        在大山里、田野间,博士镇长们找到了“知”与“行”的最佳结合点,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检验所学、发挥所长。

    当挂职成为本职

        查文献、写论文,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博士们得心应手,而在乡村工作方面,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鲜活生动、每天都有新情况新变化的基层,即使是高智商的博士,刚接触基层工作,也不免会遇到“成长的烦恼”。

        下乡前,博士基层服务团成员们曾一度以为,基层干部的工作是“田园牧歌”式的。

        而现实则将他们的“田园牧歌”狠狠地掀翻。白天大部分时间在田间地头调研情况、宣讲政策,晚上回到办公室有时需要加班。有时周末需要放弃休息时间。胡姜家在十堰市城区,从镇里开车回家只需要1小时,妻子怀孕,他本想一边照顾家里一边工作,没想到预计的“走读”成了“全日制住读”,几个月时间回家次数并不多,即使能回去也是“早上去,晚上回”。

        不过,更让他们感到迷茫的是,有时候付出了辛苦,村民们却不理解。“最大的困难是改变村民的观念,让他们接受我们的理念。”葛孟钰说。

        为了保护水体,吴汉勋上门去和养鸭场协商搬迁,对方却不理解,对方说,“鸭子不就该养在河里吗?”

        同样的问题,放在当地干部那里,却往往能够顺利解决。“有时我说得口干舌燥也说不动村民,但当地干部三言两语就把他们说服了。”李秋成这样来形容他们的困惑:“有的时候,觉得知识越多,越难以解决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因为我们总站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就像一道小学数学题,我们用定理来解,其实用量角器一量就出来了。”

        在胡姜看来,消除话语体系的差异首先要摆正立场。“不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把和群众沟通当作完成任务。要换位思考,站在群众的利益上来做工作。”胡姜说,“老百姓也希望生活变得更好,将心比心,总能理解。”

        狮子沟的易地搬迁是他花费精力最大的一项工作。他跟着当地干部一起挨家挨户讲解政策,持续三四个月,跑了十几次。面对村民的不理解和摇摆不定,胡姜反复地答疑释惑,帮他们算收益账,一点点坚定他们的信心。

        为了和村民拉近距离,胡姜有时会自己带着菜,上村民家和他们一起做饭,在茶余饭后唠唠嗑,做一个听众,听听他们的烦恼和心声。他得知老党员胡德胜家里困难,腿脚不好,买药不便,胡姜主动给他捎去了药物,两人从此结下了知无不言的友谊。“对村情不清楚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在他的帮助下我和村民们沟通更顺畅了。”胡姜说,“只有真正融入他们,才能建立起信任,搭建起工作的基础。”

        当博士团结束挂职,回归校园时,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部分悄然发生了变化。吴汉勋至今保持着乡村工作的节奏,早睡早起,雷打不动;李秋成开始在意每一块钱,花钱之前总会“想一想”……

        离开了乡村,博士们对乡村的关注依然延续了下来,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研究目光放在与乡村问题有关的主题上。他们常常聚会,回顾以前的工作,探讨新的问题。“我们不是兴趣小组,也不是学生社团,我们是最好的同志。”吴汉勋说,“有着共同信仰、共同事业观,志同道合的朋友。”

        或许5个人、半年的时间,给乡村贡献的力量有限,但乡村对他们的改变却是深远的,一条情感的纽带联结着他们和那片土地。不管他们今后身处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在他们的心里,都会始终带着对乡村的关注、对人民的情怀。

        (本报记者 安胜蓝 夏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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