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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开始实施签证新规定，除了部分外交和公务签证申请者外，无论是旅游还是留学，申请者都需要提供过去5年的社交媒体个人账号信息。此外，5年来用过的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出境旅游情况等信息，都需要一并上报。
这是一个美国政府如何用无聊且低劣的决策为全世界制造麻烦的典型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意味着人们要么选择将自己的网络使用痕迹充分暴露在美国政府面前，要么就必须在工作以及生活中用某种方式将美国排除在外。
在经历了2013年斯诺登披露的“棱镜”系统的刺激之后，相信全世界没多少人是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网络隐私送给美国政府去监控的，毕竟这种申报程序本质上就是完成了一种非对称的实名制程序：签证申请者将自己的网络用户名与真实个人信息提交给美国政府，而没有任何其他程序约束美国政府的行为，确保美国政府不会将国家级的监听和情报监控手段应用到这些账号上去。
比较天真的人会倾向于相信美国政府的声望，以及自由主义的底线，但实际上应该重视的是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海登在斯诺登事件之后做的公开表态，即非美国公民的权益，不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及第四修正案的保护；而早在1945年8月，美国陆军相关法务人员和决策者就在绝密备忘录里认定，围绕和平时期的信号情报监听，即对于通信的监听，是合法的，不违反任何美国国内法律的规定。
以高举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民主和平”三面大旗自居的美国，曾经号称自由世界灯塔与领导者的美国，以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自居的美国，居然开始变得如此的脆弱与不安，以至于要将社交账号审查这种理论上用来专门对付恐怖分子的方式，扩展应用到其他国家的赴美人员身上。从个体层次来看，无疑是令人不舒服的，因为这意味着个人隐私真实地暴露在有监控和搜集癖好的国家力量面前。从国家层次来看，显然是令人感到不安的，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确实可以获得非对称的公开情报搜集优势，只需要将相关的信息进行精准的匹配，哪怕不实施入侵式的破解，也能从元数据的搜集和比对中，获取大量的情报。这在斯诺登披露的棱镜系列材料中，已经有大量的实践。从国际体系层次来看，这显然不是一个积极和正面的举措，美方的举动，尤其是如果未来持续披露美方获取的数据不仅用于反恐的话，其他行为体必然要么效仿，要么会形成数据本地化保护的新趋势，所谓跨国大型媒体平台也会因此面临安全信任的严重风险和挑战。
从操作层面来看，获取签证申请者的社交媒体账号、电子邮件等信息之后，美方可以通过碰撞、比对、匹配等方式，对相关用户的网络足迹进行定位，然后在特定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下的数据挖掘、用户测写，进而对相关用户的意识形态取向和政治态度进行比较精准，或者说，至少是理论上比较精准的刻画。然后，通过对元数据的分析，可以形成社交关系网络，并匹配某些行为模型，进行相关的精准定位和分类匹配。顺着类似的思路，在最极端情况下，大致可以达成科幻电影《美国队长》里面的效果：用算法，加上数据，匹配并识别特定的个体。或许在电影里，渗入神盾局的反派组织九头蛇的目标，是识别并消灭“潜在的反抗者”；在美方反恐背景下的实践里，或许美国情报机关识别出了“潜在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在中美战略博弈以及贸易摩擦的背景下，或许就可以揣测哪些人是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申请者，他们无法获得入境签证，如果不考虑其他更大的损失的话。
就使用的技术而言，上述操作甚至是高科技的代表；但就当前世界真正应该遵循的逻辑而言，这是一种典型的倒退。对比美国自己定义为力量源泉的核心价值观，即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而言，这如果不说是一种背叛，至少也是一种极具讽刺象征意义的倒退。但更讽刺的是，这种倒退的出现是必然的，是美国的上层建筑，与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日趋不相匹配的必然结果。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兴起，以及登顶国际体系霸主地位，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进程的。而今天，在2019年的当下，美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通过创新型的竞争来保持自身的领先和优势，更倾向于采取打压挑战的方式，避免因为外部压力导致的内部重大变革来损害美国的既得利益。同时，伴随着极端自我中心和自私的利益设定，美方倾向于构建一套追求“单边主义-绝对安全”的战略实践，并希望其他行为体能够无条件地配合并服从于美国的叫价。可惜，这种绝对安全是无法实现的，追求这种绝对安全，以及对单边主义的坚持，是美国正趋向于实质性衰落的最重要的表现。
美国竟然变得如此脆弱，令人唏嘘。但这个世界，包括中国，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如何在这个将要来临的“霸权之后”的时代，以建设性的心态、开放的路径，推进中国自身的建设，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避免陷入与美方的低水平缠斗，这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沈逸，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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