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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大扩招，让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1998年，全国招生总量仅有108万，1999年，招生总量增至160万，净增长52万。1990年全国招生60.88万人，到1998年招生108万人，也就是说整个90年代总共也仅增长48万人，但1999年一年就增长了52万人。而到了2018年，我们高校招生总量已达790万人。
与此相同，我国高校总数也快速增长，由1999年前后的1000所左右，增长至2663所，在校总人数也已经逼近3000万，成为名副其实的教育大国。我们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在大扩招与人口下降的背景下，快速提高。大扩招4年后，2003年，我们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2010年，教育中长期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我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但2015年我们就提前实现这一目标。201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快速逼近50%的目标，超过50%，就是高等教育普及化。我们必然在今年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这也是全世界第一个人口大国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
这20年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智力支撑。
2018年，全国有近一半省市录取比例超过了90%，可以预见2019年，全国绝大部分省市都会达到这个水平。
我们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但我们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于是，就有了“211”“985”“双一流”，我们需要建成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大学。
与之相匹配，因应新形式与新需求，我们也对量人的这把尺子进行了系统的改革。
2014年，我们启动了新一轮高考改革，系统地从考试到录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考试科目上强调学生的选择权，让考生从史地政物化生中自选3门；为扭转应试教育局面，把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放入高考；录取上也推出综合素质评价，强调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希望改变唯分数评价人的不足，更全面科学地选才。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14个省市进入高考改革周期，尤其是日前刚刚公布方案的8个省市，考生众多，遍布中西部，也更有代表性，高考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但无论怎么改，都不能改了公平。因此教育部近期发布了一系列涉及特殊类招生的新规，核心就是压缩高校自由裁量的空间，杜绝各种舞弊可能，确保公平公正。
历史有很多巧合。大扩招20年后，我们再次上演了一次大扩招，高职扩招100万。
高职扩招100万，不仅有应对经济压力的考虑，更有主动而为的谋划：为产业升级换代提供优质的劳动者。这显然对高职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布局与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新的三种生源，转业军人，下岗工人，农民工，显然不可能全职就读，大部分只能是在职就读，怎么管理教学？新的三种生源，显然不在乎那张毕业证，更在乎的是实用的技能，能够养家糊口，我们又怎么办？新高职的定位与要求，显然在一个层面也与各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定位重叠，这些整合也势在必行。没有高等教育治理与办学指导思想的根本性改变，这100万落实起来并不简单，这也是在倒逼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再上新台阶。当招生量超过报名人数，当专科文凭唾手可得时，大家需要拼的就是质量，是真正的职业技能。
20年前高校的大扩招，推动力量主要来自教育外部，更多是从社会发展与治理角度考虑，此番高职大扩招，推动力量仍然来自教育之外，来自国家发展的需求。对照20年前的大扩招，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此番改革必将再次引发中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带的巨大变革。
（作者：陈志文，系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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