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如何更有效

    为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了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并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借鉴典型经验做法，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怎样探索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有效途径，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如何管住天价彩礼、人情比附、婚丧事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实现乡风文明？如何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破解农村“空心化”难题？6月5日，农业农村部就乡村治理召开专题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赵铁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李书平等就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促进乡村振兴

    蓝莓、枇杷、桑葚，今年“五一”节，在江西定南县天九镇蓝莓庄园，前来采摘水果的游客络绎不绝。这里不但是党员扶贫示范基地，更是“党建+乡村旅游”的孵化地。

    近年来，定南县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党建+旅游”新模式，引导农民既“富口袋”又“富脑袋”，实现党建工作和乡村旅游“双赢”，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改善的同时，村民的腰包也“鼓起来”了。

    实践证明，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现抓党建与抓发展有机融合、互促互进，成为乡村治理中的有效模式。

    “我们这次正式推出的这20个案例各有特点，各有不同、各有侧重。总体来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探索形式多样的治理模式。”张天佐说，不少地区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比如广东佛山南海区、湖北大冶市、陕西汉阴县、福建泉州罗溪镇、四川成都战旗村等。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有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利于密切联系农民群众，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农村与县乡政府的联络沟通。”张天佐说，在实践中，很多驻村第一书记进入农村，很快就和当地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帮助基层出谋划策，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加强农村社会管理，解决一些突出问题等方面作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此外，在发展中，不少地区通过完善基层议事协商机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积分考评、规范管理村级事务等创新治理方式，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如浙江象山县、湖北秭归县、上海宝山区、湖南新化县油溪桥村、上海金山区等。

综合施策破解乡村“空心化”难题

    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或创业，老人和孩子留守村中，不少房屋年久失修甚至倒塌，院子灌木杂草丛生，这些“空心村”展示的共性特征时刻提醒着人们，“空心化”乡村的治理已经成为乡村振兴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大量的人口转移到城镇，这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张天佐说，“空心化”乡村治理需要综合施策，首先要按照国家乡村振兴规划的部署和要求，从国家层面对村庄布局作出合理规划。

    对于“空心村”的治理，各地探索出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空心化’比较严重的村，它的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包括农村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建设需要继续加强，组织体系建设在村庄消亡之前不能削弱。”张天佐说，“空心村”治理，要探索网格化的管理方式。党员、村干部要分片联系群众和农户，尽量把每户农民都纳入到一个网格化管理的区域里。农民有什么诉求，基层组织能够随时掌握；有什么困难，基层组织可以随时帮着解决；有什么问题，基层组织可以随时发现和处置。

    “空心村”治理，并非一日之功。“对于‘空心村’，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行政的办法和经济的激励措施鼓励剩余人口向中心村转移。”张天佐说，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好农民的权益，包括集体经济的收益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等，推动有序地转移。对村庄原有的区域，宜垦则垦、宜林则林、宜草则草，进行复垦、还绿、还草，把这些区域科学有效地利用起来。

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江苏宿迁宿豫区关庙镇水汉村村中央的广场上，一张乡村振兴村民自治“积分制”管理得分情况表赫然醒目，红色和黄色标记背后，每一户的积分清晰可见。

    2018年6月以来，关庙镇在水汉村和关庙社区创新开展乡村振兴村民自治“积分制”管理先行试点。“积分制”管理以户为单位，积分内容涵盖社会治安、公益美德、乡村建管、家庭生活等，以村民自治来扶正除邪、弘扬正气。

    “积分制在试行过程中，有效激发广大基层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在弘扬正能量的同时，凝聚了乡村振兴的最大合力。”关庙镇党委书记刘义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在乡村治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从三者的关系看，自治为法治和德治建设奠定组织基础，法治为自治和德治建设构建制度保障，德治为自治和法治建设提供价值支撑。要通过深化自治、强化法治、实化德治，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支撑。”张天佐说。

    李书平介绍，为遏制农村天价彩礼、人情比附、婚丧事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肥乡区265个行政村全部成立了村民事务理事会，制定了红白事操办标准，对红白事的席面规模、用车数量、办理天数等都作出了具体规定，对违反村规民约的村民采取取消评选星级文明户资格等五项约束措施。经过治理，肥乡区红白事大操大办和天价彩礼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村民红白事操办支出大幅度下降，集体婚礼、旅行结婚等形式逐渐得到大家认可。

    “自治、法治和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尽管其着力点和作用不同，但并非各自为政，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张天佐说，面对复杂多样的乡村治理环境，各地应该从实际出发，在吸收借鉴典型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创新适合本地实际的乡村治理方式方法，加强和提高乡村治理能力。

    （本报记者 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