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味儿” 挂“味儿”

    【读书者说】

    京剧流派纷呈，主要的区别在唱，包括唱腔和唱法，而其中更重要的是唱法。京剧的唱形成了一个玄而又玄的概念：“叫作‘味儿’，有‘味儿’，没‘味儿’；挂‘味儿’，不挂‘味儿’。”（汪曾祺语）说穿了，京剧就是听味儿，辨味儿，玩味儿。非涵泳其中的顾曲家和票友儿，这个味儿是找不到的。孔在齐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能顾曲辨味、金针度人的顾曲大家。

    孔在齐为香港《信报财经新闻》荣休总编辑沈鉴治博士的笔名。孔先生幼年正逢京剧的黄金时代，那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彼时名角如林，京剧为全国各地最为深入民间的文娱活动。孔先生常随父亲出入戏院，对之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毕生乐此不疲。因而他撰著的《顾曲集：京剧名伶艺术谭》（以下简称《顾曲集》），有着非常内行和特别的见地。

    孔在齐一生沉浸京剧，“味蕾”十分敏锐。如梅兰芳的嗓音特别好听，固然由于他从小注重“喊嗓”，声音发自丹田。与此同时，“以声乐的词语来说是他的发音方法和共鸣位置都恰到好处，使他的声音在男人刚性的特质后面兼有女性温柔和妩媚的魅力”。因而梅氏唱腔，男性学生能够学到的不少，如梅葆玖。而女学生则罕有所闻了，学得最好的仅有言慧珠。这是很有见地的高论。又如余叔岩讲究音韵，但演唱时却有时配合剧情，以字要腔，并不是每个字都唱得绝对正确，字不正腔却极圆，一般人难以企及。再如1932年嗓子沙哑、中气不足时为长城唱片公司录音的《乌龙院》，念白“莫不是妈儿娘……”的“妈”字后竟发“二娘”的音，而不是“儿娘”。如果一般人学着余氏这样唱，不被喝倒彩才怪。此番知人知剧、鞭辟入里之论，非孔先生这样的顾曲家所能道出。于表演艺术而言，笼统地概括一番，都是很容易的。若从内部、细部诠释，那就得拿出真功夫。细微处见真章，舞台上见功夫。《顾曲集》即是这样一部见真章、见功夫、见眼光的京剧名伶艺术谭。

    《顾曲集》的卓著之处还在于作者独到的艺术见地。比如须生行当，目前唱须生的大多是杨派，连票友也唯杨派是尚。这是为何？孔先生阐明了缘由，这是因为杨宝森发声方法的优长——“不像余叔岩那样多用‘立音’（我的理解是共鸣部位较高，唱起来很吃力），而是把发音位置推前，利用口腔和胸腔共鸣，所以不但声音可以送得较远，音量也变得较大而宽，而且即使嗓音不那么好的时候还是韵味醇厚，令人陶醉。他的这个发音方法不但对专业演员十分有用，非专业的票友更是受益匪浅，因为票友们一般调门都比较低而高音差，学余叔岩事倍功半，学杨宝森不但可以藏拙，甚至还可以像模像样，难怪即使杨宝森已经过世了半个来世纪，杨派不但风行不衰，而且几乎成为须生的主流了！”此番见地，真可谓拨云雾而见晴天！一副好嗓子是演员安身立命的根本，遗憾的是，现在的演员大多依靠扩音器，练嗓子不够。孔先生指出：“现在的演员绝大部分无论是清唱还是登台演戏，都要依靠扩音器，使观众难以衡量他们在发声方面是否有真功夫。”的确如此，不仅京剧，其他地方剧种亦是如此。演员们依靠扩音器，刻苦练嗓子的动力减弱，影响了演唱的艺术水平。同时，声音也往往失真，艺术造诣也难以得到公正的评价。在没有扩音器的时代，演员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嗓子，使声音传及剧场的最远处。今天的演员欲在艺术上有真造诣，扩音器可以用，但不能只靠扩音器，金嗓子还是要练就。如今固然缺乏以往的京剧氛围，但演员还是要潜心练艺。当然，这和京剧遭遇的处境也密切相关，京剧演员不能像过去那样通过名家的言传身教数十年如一日被培养出来，不把精力和财力放在培养演员、剧本和观众上，而是“把经费花在不合京剧特色的布景和灯光上，又请根本不需要的作曲家来作曲和指挥，由外行导演来‘指导’资深演员，等等，它们表面上在扶助京剧，其实在帮倒忙！”真是懂行人的热切痛心之语。这种情况已发生在昆曲等剧种上，难道京剧也要步其后尘？

    《顾曲集》感人之处，还在于孔先生对京剧前途的忧心忡忡。正如他所言，京剧和其他经历过“断层”的事物一样，在差一点覆没之余重新提倡，没了先前的社会氛围和艺术环境，基础被大为破坏，观众的能力变得参差不齐。孔先生寄京剧振兴的希望于演员的培养与观众的教育上。我们知道，京剧的不景气、不上座、观众少、断代现象严重，不仅因为京剧曾经的“断层”、年轻一辈对京剧形式的不熟悉，生活节奏的加快、多元化娱乐的冲击，以及孔先生所谓的“演员不到位，观众不在行”等外在原因，内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京剧现代思想观念的匮乏。早在30多年前，汪曾祺就指出，包括京剧在内的相当多的中国戏曲剧目的一个致命弱点是缺乏思想——能够追上现代思潮的新的思想。由于思想观念的脱节，无法植入现代生活中来。因而更多的不是曲高和寡，而是“曲旧和寡”。京剧艺术要发展，“守旧”与“创新”的关系要处理好，即梅兰芳先生当年提出的京剧改革应“移步而不换形”。所谓“守旧”，即“不换形”，要继承前辈表演艺术的营养，尤其是京剧鼎盛期大批京剧表演大师的艺术精华，这一批大师们得缘于“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了京剧艺术的巅峰，后来者几乎是不可能超越了；所谓“创新”，即“移步”，就是与时代接轨，“旧瓶装新酒”，旧形式装进新内容，尤其是现代的生活思想与生活理念，从而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和现代人类发生关系。唯其如此，京剧才有可能“新竹高于旧竹枝”。

    （作者：王鹏程，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