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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50年，算是新中国的同龄人。1978年，也就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入当时刚刚复校的中国人民大学，开始求学和学术研究生涯。可以说，我是伴随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也是亲历和见证改革开放的一代人。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随后中国社会学开始了全面恢复与重建，今年恰逢40周年。回顾中国社会学走过的40年历程，审视我个人40年的治学生涯，感受最深的一条，就是做好中国社会学研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深入社会实践搞调研，立足中国国情搞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我体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是殷切希望又是严格要求，指明了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学研究的前提和关键，我们要认真思考、深入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宗旨，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理解人民群众的意愿需求，将科学研究与为人民服务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人民为中心，绝不是一句空话，要实实在在落实到科学研究各环节之中。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首先要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真实想法。这不是我们在书斋里就可以推测、猜想出来的，而要经过扎扎实实、科学严谨的社会调查。
就我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来说，历来非常重视社会调查，通过社会调查获得一手的研究资料。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意愿、需求就是调查的核心目标。总体上说，我国社会学社会调查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中国社会，而这是具有相当难度的。首先，中国是有着近14亿人口的超巨型社会，尽管用抽样的方法可以用尽量少的样本获取总体信息，但仅仅建立抽样框的难度也异常巨大。其次，我国地区差异、人群差异、城乡差异大，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现象也很突出，如果只了解某些地方而没有把握全局，就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差。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这对调查研究的挑战也是巨大的。记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全国做调研，好不容易将数据收集整理出来，结果仅仅几年时间，城市的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单位体制都发生巨变，费大力气得到的全国数据已经难以解释现实，调查研究又得重新进行。
由此，我深深体会到，以实地调查研究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必须秉持诚实、谦逊、实事求是的态度。社会调查就是要追求得到社会事实，即使得到一手数据，也必须做很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细致工作，还要学会拨开繁芜丛杂的表面现象，寻找被表面伪装掩盖的社会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我也深知，个人的研究和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而克服局限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深入社会调查。时刻联系人民群众，深入群众之中的社会调查，是提高认识水平的重要途径。我体会，每一次社会调查都能获得新鲜知识、丰富营养，这是社会学学者知识更新、信息更新的重要源泉。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是最鲜活的，每一次社会调查都有极为充实的感觉，也会从中获得极大的乐趣。通过社会调查、基层调查，接触最普通的群众，可以检验自己的研究是否符合人民意愿，检验所研究的问题究竟是真实的社会问题，还是脱离实际的伪问题。总之，社会学研究的很多课题，都需要到人民群众的一线实践中去检验。尤其是那些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研究，更需要随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态度和反应。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来，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和坚持以社会调查为基础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近年来，我国社会学界在民生和社会治理两方面的研究，既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又充分发挥了社会学学科在社会调查方面的优势。
民生研究成为近些年来社会学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这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导向。关于民生研究的具体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有一句话阐释得非常生动：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对于所有这些方面的研究，我国社会学学界始终坚持以社会调查为基础、了解真实情况的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
当然，民生研究也是有很大难度的。群众需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民生需求也会因条件改变而发生变化。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社会学学者要明确，通过社会调查了解百姓真实心理、真实期望，也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还特别体现在社会治理的研究之中。我们知道，治理、善治是学界多年来已有的概念，而社会治理则是中国理论界在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中提出的新概念，凸显了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新需要。对社会学而言，社会治理也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社会、基层社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从过去大多是国有企业、单位大院的治理方式，变成今天商品房社区的治理方式，很多由大院转型而来的老旧小区，还不能适应这种新的治理方式，农村社区变化就更大了。传统治理方式失效，新的治理模式还在探索之中，亟须体制机制上的创新。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和十九大报告都强调社会治理创新。我们在基层社会调查中感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很大程度上不是学者的发明，而是人民群众一线实践中创新经验的总结。我国按行政体制计算的基层社区有近66万个，如果按照农村自然村和城市居民实际居住小区计算的话，更是不可胜数。这么多基层社区在近年来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创造了众多新的治理范式。
社会学工作者要将这些来自基层、来自一线的社会治理经验，总结为社会科学理论范式。我常常对我的研究团队讲，社会治理模式是来自基层的，我们研究者不是去发明治理模式，而是要深入了解基层治理的成功经验，尊重基层的创造，尊重群众的创造，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原则的重要内容。在近年来的社会调查中，我目睹了基层社会治理的众多创新，深深感到，人民群众确实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很多社会治理实践、社区治理实践已经大大走在前面了，学者的研究反而显得有些滞后。作为学者、研究者，我们要坚持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作风，将来自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梳理提炼成科学的理论范式，将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更好地融入为人民服务之中。
（作者：李强，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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