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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有情有义的文学】
多位文学同道撰文阐述文学与“情义”的关系，我赞同他们的观点。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文学主要涉及以情感为中心的精神世界。这不仅指文学的内容，而且指文学审美效应制造的剧烈情感波动。古人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种状况指的是前者；古人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种状况指的是后者。当然，“事父”“事君”或者辨识“鸟兽草木之名”必须组织于“兴”“观”“群”“怨”的审美效应之中，成为情感波动带动的认识和考察。现代知识体系的分工之中，文学的特征更为明显。经济学关注社会理性的经济活动，法学研究法律以及法理，哲学思考宇宙之中各种基本的元知识或者普遍问题，文学往往聚焦于情感范畴。众多知识体系相互交织，彼此呼应，同时又相对独立，分别拥有自己的波段。工商管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企业的管理与盈利，然而文学常常表示对金钱的不屑——一句著名的文学格言是，“少女可以为失去的爱情而歌唱，守财奴却不能为失去的金钱而歌唱”。不言而喻，作家无法游离于经济生活，不食人间烟火，这种格言仅仅表示文学注视的是情感领域。《红楼梦》时常被誉为“百科全书”，但是从建筑、服饰、灯谜、食谱到诗词歌赋、民间习俗、宫廷秘闻、社会制度，形形色色的历史生活场景无不环绕于宝、钗、黛三个人物的爱情纠葛周围。
文学时常充当了情感的符号。从概念、范畴、命题到自然科学的分子式或者数学、物理公式，理性或者思想的展开都拥有严密的符号系统。理性或者思想的每一步进展无不诉诸上述符号。相对来说，情感领域的活动纤细、灵敏同时又飘忽、模糊。人们常常委托文学描述情感的波纹，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文学形式体系。如何再现情感的微妙轨迹？中国古代诗人遗留下许多甘苦之言，诸如“欲说还休”“握手已违”“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如此等等。很大程度上，叙事作品的故事情节可以视为情感的容器。曲折惊险，悲欢离合，扣人心弦的每一个转捩点无不带动了情感的波澜起伏。当然，如同文学研究曾经揭示的那样，叙事作品的故事情节包含了内在的因果关系，例如《水浒传》之中林冲跌宕起伏的命运——由于一次又一次地遭到陷害，忍无可忍的林冲终于放弃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身份，踏上梁山落草为寇。从高衙内调戏娘子到林冲误入白虎堂、野猪林险遭不测、风雪山神庙，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显示了严密的前因与后果。然而，人们可以发现，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同时裹挟于强大的情感波澜之中，惊心动魄。换言之，单纯的因果关系——譬如，超额的重量压垮了桌子，炽热的温度导致了燃烧——无法作为故事情节承担情感符号的重任。
如同理性做出的判断或者思想观念形成的结论，情感领域的喜怒哀乐不仅产生了另一种性质的内心倾向，而且隐含了强烈的行动性。很大程度上，这即是文学所具有的激动人心以及号召、动员的能量。古往今来，许多政治家、文学批评家均把文学在情感领域的能量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倡导“文以载道”或者“文以明道”。《毛诗序》谈到了《诗经》——尤其是“国风”——的教化作用：“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近代的梁启超阐述了“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并且概括了小说形成的“熏”“浸”“刺”“提”四种情感特征。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寄望于新文学开启民智、改造国民的思想和情感，从而造就现代的文化性格。世界范围内，许多革命领袖对文学委以重任。对于文学来说，“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功能并非仅仅复述某种抽象的理论语言，而是很大一部分诉诸情感领域。
文学史可以证明，《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平凡的世界》这些作品的主角曾经成为读者心目中的偶像，甚至引起各种程度的模仿。相对来说，另一些作品是以整体构造形成的情感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例如，人们无法从《红楼梦》之中认定某种单一的主题。无论是贾宝玉、林黛玉式的叛逆，还是贾母、王熙凤式的世事人情，这一部作品毋宁说让人在百感交集之中经历一次情感的成熟。情感的成熟可以与理性的成熟相提并论，这个命题构成了现代主体的内涵之一。很大程度上，情感的成熟是现代文学承担的一个隐蔽使命。无论是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还是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一系列现代文学作品为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心灵冲击。从历史的感悟、个人内心的反省、深刻的同情、见贤思齐的崇敬到抗争的激情、搏斗的勇气、独立的人格、新的伦理，现代文学负责从情感方面塑造现代人的心灵。
由于情感的能量甚至比理性更具策动、号召和教化作用，许多作家更愿意利用文学汇聚积极乐观的情感。从《三国演义》之中的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到《水浒传》之中一百零八将构成的英雄谱，人们可以强烈地体验到侠肝义胆和英豪之气；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激昂豪迈之气跃然纸上。许多时候，文学在情感领域的昂扬之气远远超过了严谨的理性分析。古代社会等级森严，官官相护，尽管民众怨声载道，但是，理性分析并未提供希望的曙光。这时，文学不仅塑造了一个半人半神的包公拯救苍生于水火，甚至召唤出一个超现实的孙悟空大闹天宫，搅得各路神仙寝食不宁。即使是令人绝望的悲剧，文学仍然可能赋予某种特殊的情感抚慰，例如《窦娥冤》。弱小而善良的窦娥屈打成招，被判斩首，尽管如此，临刑之际她悲愤许下的三个誓愿逐一兑现：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大旱三年。虽然这种结局仅仅是毫无根据的虚拟，但是，观众的情感突破了悲愤的压抑从而获得了释放和满足。
如果说，古代文学之中的积极乐观时常转向了超现实的神话传奇，那么，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从神转向了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历史是普通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凡夫俗子，貌不惊人，无拳无勇，哪怕是一个干瘪的老渔夫也可能在精神层面站到了英雄的位置上，例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那个叫作圣地亚哥的老渔夫终于打到了一条长十八尺的大马林鱼，但是，两天两夜的海上搏斗之后，他仅仅拖回一副偌大的鱼骨头。然而，可以被消灭，不会被打败，一个老渔夫突然与这种信条融为一体。那一副鱼骨头在理性的衡量之中毫无价值，隐藏于普通人内心的不屈和坚韧才是这个故事令人怦然心动的真正原因。
古代小说之中常见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大团圆”结局显现了古代作家的期待和愿望。世道茫茫，命运多舛，人们只能在文学之中祈祷“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对于许多现实主义作家说来，文学提供的情节及其故事结局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历史依据。否则，各种令人快慰的文学虚构毋宁是无法落地的幻影。如果说，众多平庸的芸芸众生成为现实主义文学注视的对象，那么，只有踏上了历史的节奏，那些蝼蚁般的小人物才可能掀起惊涛骇浪。
流行的通俗文学与真正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即是，前者所提供的奇幻情节往往与历史依据脱钩。从武林高手铲尽天下不平事、灰姑娘巧遇白马王子、穷小子咸鱼翻身成为英俊潇洒的霸道总裁到大难不死协同外星人掌管宇宙，诸如此类的情节与四处流行的“心灵鸡汤”遥相呼应，风生水起，千回百转，许多读者如痴如醉，血脉偾张。然而，合上书本或者离开网络之后可以发现，这些情节与当代的日常生活无法衔接——不仅故事的内容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情感体验的急速衰竭。显然，多数通俗文学从未将历史依据纳入考虑范围。作家的文学想象遇到历史设置的瓶颈时，他们宁可选择回避：“穿越”到另一个时空持续眼花缭乱的玄幻演出，这是通俗文学的“华丽转身”。相对于质朴的现实主义文学，通俗文学的阅读时常标出一条起伏巨大的情感曲线。然而，抛开了历史依据，抛开历史依据内含的理性和常识体系，那些快意恩仇或者花好月圆的内心体验仅仅是一阵短暂的情感泡沫。
然而，所谓的“历史依据”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标准，而是依赖作家的持续探索。城市、乡村、企业、学院，玻璃幕墙背后的白领，脚手架上的建筑工，陋巷里的老人，酒桌上的老板，善恶忠奸，恩怨情仇……文学可以轻易地再现这一切。然而，哪些作家不再止步于完成一个情节，设计一个闭合的戏剧性冲突，而是破除陈陈相因的想象桥段和主题，从无数斑斓的表象背后察觉深刻的历史动向？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于无声处听惊雷”远非仅仅来自理论概念的推演，而是带有强烈的情感体验。鲁迅在小说《药》的结尾为革命者的坟墓增添一个花环。他在《呐喊》自序之中调侃说这种象征是“听将令”，事实上，《药》的结尾毋宁说隐含了鲁迅对于历史与未来的深刻判断：斯人已逝，火种不灭。
新的时期，中国文学力图以情感的形式全面建构这个时代的精神肖像。然而，正如许多作家意识到的那样，这个时代的变化速度远远超过了认识。经济、科技、文化正在从各个方面重铸这个世界，善、正义、美与丑、开放与保守、进步与落后、创新与传统等一系列观念发生了剧烈的调整。作家常常发出的感叹是，生活本身远比文学更富传奇。如何叙述历史的巨大转型为这个时代的“情义”注入新的内容？文学任重而道远。
（作者：南帆，系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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