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荒精神的时代铭刻与艺术再现

    “心潮逐浪高，激情入云霄。青春拥抱你，我的大陈岛。”1956年春节前夕，在团中央“建设伟大祖国的大陈岛”的号召下，首批227名青年志愿者垦荒队员登上满目疮痍的大陈岛，开启了一段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此后四年多的时间里，经过五批垦荒队员艰苦卓绝、生死与共的开发建设，大陈岛一跃成为浩瀚东海上的一颗明珠。在此过程中锻造的“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大陈岛垦荒精神，既成为浙江台州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也体现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气度；既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一面精神旗帜，也作为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追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台州乱弹剧团推出的大型现代戏《我的大陈岛》（编剧陈涌泉，导演韩剑英、尚文波），就不仅仅对提升城市影响力、拓展剧种表现力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该剧通过对垦荒队英雄业绩的艺术再现，表达着对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时代铭刻，进而在过去与当下之间搭建一座精神桥梁，以历史的丰碑召唤现实的回响。

    就剧情结构而言，《我的大陈岛》将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相统一，且以后者作为剧情推进的主导因素。所有的戏剧都是表现人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和谐是推动情节发展、营造剧场效果的主要途径。《我的大陈岛》聚焦于垦荒队员的奋斗历程，自然离不开对人与人关系的生动描摹。不管是叶青青与陈金良由喜入悲、由小我到大我的爱情描写，还是张丰春与王莲女关于养猪与生娃的喜剧性争执，抑或是金怡仁与王逸琼因观念抵触而导致的理想破灭，都是真实动人的戏剧性场面。不过，总体来看，剧中这些人与人之间的生活摩擦、情感交锋乃至灵魂碰撞，都服从于人与自身所处环境之间的根本性对峙。与垦荒队员构成冲突的唯一对立面，是大陈岛上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因国民党撤离时的人为破坏而造成的千疮百孔。由此，在人物设置方面，全剧没有一个反面角色，即使是最终离开大陈岛的王逸琼，剧作家也丝毫未做道德批判，而是在情感上给以充分的理解，因为她的离开绝不是出于与垦荒队立场的对立，而纯粹是岛上险恶的生存环境使然。正因该剧主要表现人与环境的冲突，其在情节编织和结构安排上，就不大可能遵循传统意义上的“一人一事”，无法围绕一个贯穿始终的行动展开情节的起承转合，而必然更多地通过对垦荒队员一个个生活片段、战斗场景的精心刻画，如辛苦繁重的生产劳作、紧张危急的抢险救人、深情渺渺的歌舞展演以及纯情可爱的男女爱恋等，来塑造人物、传达剧旨。剧中有两个情感高潮，一是肆虐的台风将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时，大家由失落到昂扬的情绪转变；二是陈金良牺牲后，叶青青声泪俱下的长篇咏叹。二者虽是全剧的情感制高点，但其背后指向的，都是人的意志在面对恶劣生存环境时所呈现出的伟大力量。这样的结构方式，客观上对一度及二度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终舞台呈现严谨流畅，主创团队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形象塑造方面，《我的大陈岛》以点面结合的方式，完成了人物的群像点染与个体塑造的有机统一。剧作家陈涌泉先生特别擅长塑造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的人物群像，在浓郁的时代氛围中彰显人物整体的精神面貌。《我的大陈岛》第一次将波澜壮阔的大陈岛垦荒场景搬上舞台，使垦荒队集体的气质风貌呈现于世人面前。这是一个英雄的群体、光辉的群体，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不计其数的叶青青、王大山、单智勇们在大陈岛上挥洒着青春和汗水，也有多少陈金良们，将最宝贵的生命永远留在了岛上，队员们集体主义的情怀、一往无前的气概、不畏牺牲的品质散发着不可磨灭的力量。《我的大陈岛》在群体与个体、背景与前景的关系处理上，做得相当成功。舞台上的垦荒队员有精神品质的一致性，立场坚定、吃苦耐劳、英勇无畏、无私奉献；同时，各个队员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又各不相同，一人一面的人物个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叶青青作为团支书，有着更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动员能力；同时她还是一位活泼乐观、坚守梦想的女青年，即使在极端的环境下，也不曾放弃对美的向往，那款色彩鲜艳、样式新颖的布拉吉，既是爱情的象征，也寄托着青春少女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陈金良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角色，他最初登岛的动机并不那么纯粹，在岛上的积极表现也并不那么崇高，正是在战友们公而忘私的热情、大陈岛日新月异的变化的感召下，他的境界得以提升，最终在新婚之日为了救人而牺牲，可谓水到渠成的发展。其他的人物，如憨厚淳朴的张丰春、善良本分的王莲女、坚毅果敢的王大山、多才多艺的金怡仁等，都不概念化，鲜活饱满，神采各异。

    就美学风格来说，《我的大陈岛》实现了慷慨激昂的史诗品格与青春洋溢的抒情韵致的统一。登岛之初，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垦荒队员个体的力量似乎是渺小的；但队员们没有退缩，而是凭借着更坚定的意志、更顽强的精神，“有一个困难解决一个困难，有十个困难解决十个困难”，克服了一切艰难险阻，哪怕付出了代价和牺牲，仍然彰显出精神意志的战无不胜。于是，当《我的大陈岛》再现这段辉煌历程时，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慷慨悲壮的史诗品格。并且该剧绝非一味地追求悲壮，而是将崇高与优美、史诗风格与抒情意蕴、英雄气概与青春气息和谐交融，在舞台上营造出别样的风采。就我个人的观感而言，剧中情歌对唱的天真烂漫、吃年夜饭的苦中作乐，乃至人与猪同时生产的趣味盎然，甚至比那些抢险牺牲的场面还要引人入胜，其艺术功能堪称一石三鸟。其一，这样的场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并营造出充沛的舞台机趣。在极端困难的情境下，人们仍然在追求爱情、向往美好，这些人之为人的本能渴望，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自然表达。剧中以杨梅并蒂、蜻蜓点水、鹧鸪叫天、蝴蝶双飞的意象隐喻男女情爱，活色生香，美不胜收。其二，这样的设置准确地再现了那一特定时代和那一代人的精神风貌。对于新中国第一代年轻的建设者而言，积极乐观、昂扬向上、风华正茂、意气风发，这些并不是后来者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而恰恰是他们在那特定氛围中的真实写照。其三，这样的处理既跟全剧风格相和谐，也与台州乱弹的剧种气质相吻合。对于民间色彩浓厚、以通俗易懂见长的台州乱弹来说，如果一味地追求慷慨悲壮的审美格调，恐怕并不能充分地扬其所长。而将大江东去的恢宏气魄与小桥流水的柔美情致相交织，将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与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熔于一炉，就有可能为这一剧种的拓展与突围提供一次宝贵的契机。

    （作者：穆海亮，系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