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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美经贸摩擦系列访谈之二·智库答问】
本期嘉宾：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汪寿阳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 董小君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 石谦
1.在中国科技产业有能力从中低端向高端跃升的关口“卡一下脖子”，是美国的战略选择
光明智库：随着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近一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遏制轮番登场，科技成为另一个角力场。美国对中国科技采取了哪些遏制行为？为何对这一领域如此重视？
董小君：美国利用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工具，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极限施压，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提高产品关税。此次美国加征25%关税涉及的10个领域，是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大多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
实施全面技术封锁。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并发布14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拟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进行出口管制。
对华高科技企业实行“长臂管辖”。美国利用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以国内法直接制裁我国实体经济。相关材料显示，截至今年5月17日，中国261家企业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黑名单”，占美国实体清单总数的21.9%。
推动外商投资审查制度改革。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重点审查27个核心高科技行业，法案内容明显针对中国。尤其是以国家安全名义，严格限制中国公司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
中断人才交流。美国政府加强对中美科技人才交流的管制，如严格限制科技、生物等领域的中国学者、学生赴美学习交流。
联合盟友，遏制中国高科技在西方市场的发展。
由上可知，本届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就是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
汪寿阳：本届美国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对手国家”，对华遏制成为美国国家战略。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就对出口中国高科技产品施加各种限制。2007年，美国限制20类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包括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惯性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贫铀、水下摄像机及推进系统、先进复合材料以及高科技通信材料等；2015年，禁止向中国出口与超级计算机有关的技术等。近年来，更是对我国加强了科技封锁和围堵，包括投资限制，如禁止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半导体和5G无线通信等科技领域；人才限制，针对我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动作不断，解雇华人科学家、限制我国科学家赴美交流。
石谦：近一年来，美国不断加大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力度，强推“中美科技脱钩”，甚至以国家安全名义，打压一些遵纪守法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不断污名化中国科技发展成就。这些动用政治力量直接干涉科研合作、市场竞争的行为，与美国一贯标榜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原则背道而驰，让国际社会大跌眼镜。
当前，中国部分高端产业在全球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且发展势头迅猛。在科技实力的支撑下，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动能转换，并加速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对于长期引领全球科技产业发展，享受“收学费”待遇的美国来说，这是完全无法容忍的。在中国的科技产业真正有能力从中低端向高端跃升的关口，“卡一下脖子”，是美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传统科技强国在新的科技范式中可能优势下降，新兴国家则有望后来居上。比如，在5G成为核心关键之一的科技产业中，中国有可能领先一步。在新旧范式转换之际，全力遏制中国后来居上，成为美国霸权思维作祟下的战略选择。
2.须有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谋划、积极应对
光明智库：在美国对我国高科技产业的极限施压面前，我国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还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汪寿阳：对国内，我国大力鼓励科技创新，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针对本届美国政府愈演愈烈的科技封锁，在人才引进、科技合作等方面，采取更加低调务实的方式；在国际上，一方面仍希望通过平等对话与美国开展谈判磋商；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宣传，寻求道义支持，让世界各国对美国政府的无理恐吓、倒行逆施有全面了解。此外，我国也在不断加强与其他科技强国的交流与合作。
对于美国的高科技封锁和围堵，中国要有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谋划、积极应对，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方面设计政策与措施。高科技的发展链条，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发再到产业化的。今天，我们需要花大气力攻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更需要从长远布局，解决10年甚至20年后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基础科学难题。
董小君：在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的过程中，要向跨国企业传递“中国将一如既往开放”的理念，并从细节入手，营造一个可预期的更优质的营商环境。留住跨国公司，也就留住了产业链，这对我们十分重要。
面对美国的科技扼制，我们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有三个问题必须重视：一是要建立“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政府应搭建创新基础研究平台，企业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主体作用，形成产业链，协同创新。二是推动基础教育与基础研究“加力增效”。基础教育方面，要增加教育投入，优化投入结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高校优势，建立科研院所联动机制，建立优势明显、链条互补的跨学科、跨机构研究团队。三是培养造就科技创新人才。可以参考美国《拜杜法案》，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为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提供有效的制度激励，加快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步伐。
石谦：在科技领域，应对美国最好的举措仍然是“做好自己的事”。目前，我国已经与15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114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在此基础上，应当加强对国际合作规则的研究，面向全球传达共同遵守国际规则的愿望，充分尊重各方的利益诉求，呼吁各国在多边机制下谋求共同发展，而不是只为一己之私。
科技的发展来不得半点马虎。在发展过程中，充分的积累至关重要。我们要做好战略研判，适应新时代国际形势新变化，持续推进深化改革，从跟踪式布局转向更加侧重创新策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发挥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引领作用，鼓励各地积极大胆探索各具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路径。
3.我们一贯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外部遏制的作用必然有限
光明智库：事实上，美国高科技遏制战略由来已久，曾对日本和韩国进行打压。借鉴两国处理美国高科技遏制的经验，中国应怎样化“危”为“机”，让“中国制造”更好更快地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变？
汪寿阳：在高科技领域，日本和韩国都曾受到美国的遏制和打压，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第一，当年日本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取得快速发展，是因为日本“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明确的国家计划来赶超美国集成电路。日本整合了产学研相关力量，加强了企业间的协作，所以在短期内超过了美国由风险投资支撑的创新模式。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到1980年日本就占据了全世界30%的半导体内存市场；1985年日本占据了全世界超过50%的半导体内存市场份额。当然，这背后有日本国家实力支撑，也有核心技术和高技术壁垒支持。第二，当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产业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后，美国要求日本政府签订了“半导体协议”，当时日本政府和企业主动放弃了许多业务，导致了日本半导体芯片行业在此后不断衰落。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我国不仅具备完整的科技产业链，也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所以有更强的韧性。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研发，不断提高科技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应该重视有广泛市场前景的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广。因此，如何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扩大产业化规模，是高科技产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的。未来，如何让民营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也特别需要重视。
石谦：美国对日本、韩国的遏制战略确实产生了效果，但是日韩与中国的体量和战略纵深不能同日而语。我们一贯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外部遏制的作用必然有限。
首先，要坚定于对未来大势的判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5G、AI等新技术是我们的战略选择，要坚信对新技术发展方向的判断，咬定青山不放松，外部打压只会逼出我们更好的发展。
其次，要坚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科技竞争合作模式。当代科技不是单打独斗的独角戏，而是多方合作的团体战，我们应当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寻求合作共赢的道路。我们国家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格局已经形成；已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起稳定的创新对话机制，定期开展国家间高层级、宽领域、多主体的合作对话；虽然受到打压，但我们还应当继续推动科技企业“走出去”。
事实上，我们不能跟着美国的节奏误入歧途，而是要坚持不懈地做好自己的事，这样就一定能雨过天晴。
董小君：历史上，日本和韩国针对美国高科技遏制战略，探索出一些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一是自设“出口数量上限”与“贸易顺差转移”模式。日美两国1971年签订“日美纺织品协定”，1976年签订“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都设定了出口上限。日本将富余产能转移到第三国，产品再迂回出口到美国以缓解贸易顺差。20世纪90年代，美韩存储器之战，韩国减少对美存储器的直接出口，将富余产能逐渐转向中国。
二是探索与美国的“产业链融合”模式。从战术层面看，中美产业链这块压舱石不能丢。为躲避美“长臂管辖”，中国企业可借鉴日本和德国的应对路径。日本走的是“产业链融合”道路。20世纪80年代，本田等日本汽车厂商在美压力下，纷纷把生产基地搬到美国，并本地化采购美国设备和零部件。
三是找准自己的位置，实行“错位竞争”。日美“半导体协议”签订后，双方进行势力范围划分，即日本发展偏制造加工的内存和模拟半导体产业，美国发展技术要求更高的数码半导体和核心的电脑操作系统。同样，1986年前后，韩国在半导体芯片业与美国没有正面直接竞争，而是进行了市场细分，美国发展更具高附加值的处理器、ASIC等领域，韩国以存储芯片为主攻方向。鉴于此，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可探索与美国优势产业错位竞争。如在5G领域，我国可发挥比较优势，与美国在5G产业价值链的垂直分工领域进行合作。
四是探索“互换技术、共同研发”模式。这是韩国的做法。2014年，三星与英伟达关于图形处理器专利产生纠纷，经过谈判，签订协议达成和解。双方在稳定核心利益的同时都做出了让步，同意将自身的部分专利授权给对方，并进行下一代GPU的共同研发。
4.我们有充分的底气和充沛的自信应对各种挑战
光明智库：面对美国对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围堵，中国的底气和自信源自哪里？应在哪些方面寻求突破？
董小君：中国的底气和自信源自正在增长的实力。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17位，正式跨入世界科技创新型国家行列。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目前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12%，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多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一批技术进入国际市场第一方阵。二是中国是世界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涵盖了联合国产业分类的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形成了目前全世界“独一份”的、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
应在以下方面寻求突破：一是以更大力度的开放化解封锁。创造更好的科研生态环境，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来中国发展。在人工智能领域，50%左右的科学家是华人，当在美华人科学家受到排挤时，要为他们开辟回国发展的道路。美国越堵，中国的大门就要开得越大。二是将风险转化为机遇，抓紧发展“卡脖子”产业。未来，中国在积极争取外源性技术供给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内生性技术研发，抓住时机发展核心零部件和核心软件，加速自主可控与国产替代，填补市场空缺。
汪寿阳：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历史上也有过非常高的科技水平，只是后来的发展路径和西方不同。在高科技领域，我们有过“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即使在今天，“两弹一星”精神仍不断激励着奋斗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我国有庞大的高素质科研大军，有完备的工业基础和良好的创新生态；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我们还有一批责任感强、有远大抱负的企业家，他们有信心、有能力把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做得更好。这些都是我们的自信源泉。
科技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若干技术发展得久了，就需要变化、变通、变革，这恰恰给后来者以赶超的机会。当前高科技领域也存在着很多这样的契机，这是我国科技界和企业界需要及时把握的。
石谦：中国目前虽然还不是科技强国、制造强国，但已然是科技大国、制造大国；虽然还有不少被“卡脖子”之处，但是没有谁能从整体上遏制我们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我们已经在发展中形成了应对外部挑战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我们有充分的底气和充沛的自信应对发展之路上的各种挑战。
我国科技体系和教育体系都相当完善，已经培养了大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英文首字母缩写）人才，在绝对数量上居于全球前列。我国市场规模庞大，有足够的伸缩性和丰富的层次性，有能力应对技术供给的变化。同时，庞大的用户群体及其消费习惯，也为技术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场景。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胜、王斯敏、焦德武、蒋新军、康薇薇、张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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